相对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优势是更接近自然科学。它尽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思想和逻辑来研究经济问题。在笔者的理解中，自然科学研究首先是发现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如牛顿发现“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基本事实；然后新理论应运而生，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最后是新理论的检验、应用和预测，如对冥王星轨迹的预测及发现。新问题新事实总在不断涌现，科学也因而获得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基本上也遵循这三个阶段。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为例，早期国际贸易理论是“比较优势”，即贸易应当在不同禀赋的国家中进行。但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国际贸易更多地发生在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为解释这一现象，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克鲁格曼还因此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更多处在对理论的验证和应用。近年来，美国克拉克奖获得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已由理论创新转为实证研究。为了承担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使命，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亟需更多的理论创新，然而，目前我们尚处在发现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一）发现基于中国国情的基本事实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研究的对象“太宽泛”，类似“改革进入深水区”“信贷难”和“结构调整”等，这些只能算作研究方向，并非研究问题；二是学术贡献“太边际”，类似“城镇化增加消费”等。中国学者需要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提炼出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进而基于中国经济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如此才能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一定蕴藏着深刻、丰富而独特的基本事实。如何发现这些基本事实？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观察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需要纵向研究某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
城镇地区住房空置与城镇化率是近几年笔者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之前我们公布了2017年我国空置住房为6500万套，引发广泛关注。1998~2016年，商品房的大规模建设使得我国城镇新增住房1.06亿套，与此同时“城镇化”导致新增常住居民1.24亿户。从数据上看，我国城镇地区常住居民户数的增量超过了住房供应量，那么2017年的6500万套空置住房从何而来？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在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方式除了“自然增长”和“农村居民迁徙进入城镇（主动进城）”，还有“城镇区域扩大（被动进城）”。随着城镇区域的扩大，农村人口被动进城现象非常普遍。1990~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52%，2000~2010年增加40%，2011~2015年增加40%。城镇区域扩大后，原先的农村地区住房直接变成了城镇地区住房。这意味着，1998~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实际新增的住房总量，除了新建住房1.06亿套，还应包括城镇区域扩大后所吸纳的原先属于农村的住房，一部分新的城镇地区住房也就空置了。这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有现象。
如何发现基本事实，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应当专注一个领域，深入了解什么是该领域公认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理论；其次，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因为基本事实是为理论创新服务，必须说服同行新发现的事实如何与现有的基本事实和理论相悖；最后，发现基本事实一定要以数据为基础。
就数据基础而言，目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内蒙古大学、浙江大学等都已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有代表性的基础数据收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从2014年开始大力支持北京大学的数据库建设，这样的举措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目前国内有多家非官方微观调查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等，这些调查项目都有10年以上的长周期建设与积累。此外，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数据库，可以为横向和纵向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二）加强学科建设 促进理论创新
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整合是高校极为重视的学科建设工作。笔者简单谈一谈对建设中国家庭金融学科的思考。一流的中国家庭金融学科，首先应是基于国情的基本事实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基本事实有哪些？
第一，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并且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有待提高，这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流动性约束大，消费增长难以实现。而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且资产收益率（尤其是房产收益率）过高，消费增长空间有限。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储蓄率与人口年龄呈U型分布，年轻人为购房而增加储蓄，老年人为财富代际转移而增加储蓄。2020年，疫情造成的悲观预期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第二，家庭资产与负债的基本情况。从资产端来看，我国居民房产配置过高、金融资产配置过低；股市直接参与率过高，间接参与率过低；多套房比例过高（空置率过高）；家庭投资金融资产呈两极化的U型分布，即要么全部投资无风险的存款资产，要么全部投资高风险的股票资产，投资者可接触的金融产品类型单一；工商业资产配置高，有创业项目的家庭占比为16.5%，远高于美国的7%。再看负债端，家庭杠杆率高速增长，民间借贷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借贷的活跃度也远超其他国家。
对比之下，国外家庭金融学科主要研究如何优化金融资产、房产和保险资产的组合，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跨时间优化理论。研究者一般只考虑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对资产存量的重视超过对流量的重视，而且把公共政策和资产价格等经济学和金融学最关心的主流问题作为外生变量。所以，尽管该学科发展多年，但仍然相对“小众”。
对于我国而言，有了基于国情的基本事实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一流的中国家庭金融学科还应当在研究内容方面有所突破，即把公共政策也纳入研究范畴。国外的家庭金融学科重视资产存量甚过资产流量，而公共政策研究关注流量重于存量。因此，研究范围扩展至公共政策后，中国家庭金融学科将会存量与流量并重。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流量变量包括消费、购房和售房等行为，而存量变量包括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可研究的政策变量包括无风险利率、房贷利率与首付比例、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和转移支付等。当然，收入风险、风险资产收益率等可以继续保留其外生变量特性。
综上所述，当今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使命重大、任务紧迫。中国经济学研究应坚持在总结和发展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发现基本事实，同时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推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为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和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来源：《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
责任编辑：姜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