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志农野外工作照 孙晓东 摄
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奚志农是无数青年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心灵向导”，也许他们并不相识，只是在许多演讲或摄影活动中有短暂的交集与照面，但这样已足够令年轻的心大有收获。听他讲讲野外生涯的风晴雪雨，讲讲人与动物间的温情与残酷......在这些被话语浓缩的经验背后，是他对人性、物种长达三十年的理解与致知。
由于疫情的原因，《旅游与摄影》杂志未能和奚志农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但仅仅是几个小时的语音采访，已让人获益不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面对时代的挫折，面对人类与野生动物间难以平衡的关系，奚志农的“声音”显得迫切而重要。他不仅仅是中国野生动物摄影领域的前辈，也是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先行者，通过影像，他在人类的混凝土社会和自然森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以生命认识生命”的桥梁。
温情的、残忍的，终成热泪盈眶
1983年，中国前十年的时代余波还未完全平息，经济条件、科学水平正处于恢复和起步阶段，比起山水超然、物种丰富的自然界，人们更向往工业城市的繁华。也就是在这一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巍山县的青年学生奚志农，开启了他用摄影接触自然的机会。在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鸟类专家王紫江引荐下，19岁的奚志农加入科教片《鸟儿的乐园》摄制组做摄影助理。得益于家乡山水的自由式“教育”，奚志农对鸟类不仅热爱，且怀有一份独有的思考和敬意。
在电视机还远未普及的80年代初期，摄影的条件非常有限。“因为设备的局限，那时摄影组的老师们拍鸟，需要带着笼子、鸟食、粗细不同的绳索去抓鸟。为了让鸟的表情显得不那么惊恐，昆明动物园的技师师傅还要训练它们。”
但这类对动物不友好的行为，一开始就让奚志农产生了排斥。那时在他心头便燃起了一个愿望：他要去拍自由的鸟，自在飞翔的鸟。曾经有媒体也借此事报道，说奚志农一见到有人抓鸟就会哭。对他来说，这种渲染未免夸张了些。早年间他也制作过标本，对自然的敬畏和理解也是在成长中一步步积累起来的。
虽然在摄制组的经历不算太美好，但正是这次机遇，让奚志农开始了摄影生涯。尤其当他把镜头从鸟类转移到更辽阔的自然界时，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责任：用影像连接人类和动物，联结城市与自然的责任。能成为这样的“信使”，奚志农深感幸运。“在每一次被动物感动的过程里，我时常提醒自己：我是幸运的。大自然给了我机会去认识它们、记录它们。”
1989年夏天，奚志农在碧塔海学习认识高山植物，人生第一次见到了绿绒蒿、报春花、豹子花；1990年，在《动物世界》做临时摄影师的他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滇金丝猴，开启了与滇金丝猴这一生的缘分，并为它们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极大的努力；1997~1998年，他在可可西里、阿尔金山拍摄藏羚羊被偷猎与残杀......几十年来，他从未统计过自己究竟拍了多少物种，但这些温情与残忍共存的画面，无数次以泪眼婆娑的方式触击着他的心灵。
被盗猎者遗弃的藏羚羊头骨，有的角上还有小口径步枪的弹痕，摄影师特意把它们摆在这片阳光初升的荒原上，以记录下盗猎者的罪证。（1998年12月摄于新疆阿尔金山 ） 奚志农供图
滇金丝猴，这只大公猴滞留在度假村的一个角落，这里曾经是它的栖息地，它无处可去。（照片2000年5月摄于云南丽江老君山） 奚志农供图
2015年，奚志农与团队“野性中国”拍摄出品的纪录片《云上的家庭》（又名《香格里拉神秘之猴》）就讲述了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滇金丝猴家庭的真实故事。影片记录了一对同父异母的小猴，一个被生母遗弃，勇敢奋力求存；一个被母亲宠坏，爱撒娇闹情绪；然而这对兄弟却不失情谊。它们一家人在大雪中相拥的画面，以及那些可爱、感伤的细节，令国内外许多观众至今牵挂不已。
滇金丝猴?母与子，这张摄于1995年的滇金丝猴母子照片，已经超越了画面本身，成为了中国民间环保力量兴起的象征，也是对“用影像保护自然”最好的诠释。（照片1995年摄于云南昆明） 奚志农供图
川金丝猴，四只小川金丝猴在树上无忧无虑地玩耍着。（照片2003年9月摄于陕西周至） 奚志农供图
他不仅用影像、视频，也用演讲的方式，分享自己在不同气候带，不同生态环境中历经的各样物种、各种见闻。小到分享如何以心形的臀部图案分辨藏羚羊与藏原羚，如何在冬季识别仿佛戴上了“佐罗”面具的公藏羚羊以及公母羊之间既热烈又危险的恋爱。二十多年过去了，已逝的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与偷猎分子的浴血奋战仍值得被世人记忆，奚志农拍下的那些藏羚羊残肢仍旧触目惊心。在藏羚羊的偷猎过程被曝光之前，西方商人为消费者编织了一个完美的谎言，他们如此解释藏羚羊绒披肩昂贵的价格：那是来自中国遥远青藏高原的野羊身上的绒毛，这些绒毛会因季节性的变化而脱落依附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当地的妇女儿童采集得非常辛苦......但事实却是：一条藏羚羊绒披肩等同于3~5只藏羚羊的生命!
两只藏原羚机警地望着我们。它们和藏羚羊长得很像，很多人都把它们误认为藏羚羊。其实很容易把它们和藏羚羊区分开来：藏原羚臀部长有两片醒目的白色绒毛，这个“白屁股”就是它们的标签。（照片2006年12月摄于青海可可西里） 奚志农供图
新年阳光下的藏羚羊，农历十六的月亮正缓缓落下，2010年的第一缕阳光把这群小藏羚羊染成了金色。（照片2010年1月1日摄于青海可可西里） 奚志农供图
“我想这就是影像的力量。当年通过影像的传播和国际组织的努力，非法盗卖藏羚羊的市场完全没有了。今天我们再到可可西里看见的藏羚羊，它们是安详的，不再惊慌失措。”
“在野外30多年，我无缘与穿山甲相见”
2020年年初，所有人都被一场暴发在国内且波及全球的疫情，敲响了“贪欲”的警钟。“蝙蝠、穿山甲”一度又上升成为人人都关注的热点。
令奚志农既惊叹又遗憾的是，在30年的野外生涯里，他居然没有见过一只穿山甲。他记忆里见到的穿山甲，一次是在小学的校园，一次是在台北的动物园，这种和平的相处，只寥寥两次而已。而后再见到它时，便是在与保护组织一起查处贩卖野生动物的途中了。
谈及小学时的奇遇，奚志农回忆到，那只穿山甲一路打洞刚好打到了学校里。70年代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概念更加淡薄，穿山甲除了一身坚硬的盔壳，几乎毫无抵抗人类的能力，在围观结束后，它的结局就只有被当作食物吃掉。然而2020年的今天，穿山甲和许多野生动物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如果说这种命运在从前是因为食物的匮乏或打猎习性的需要，那在物质资料丰富的今天，则完全出自于人类的贪婪。
奚志农给我们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比如一群美丽的大雁在天空驶过，西方人更多会沉浸在一种优雅的审美享受中，而大多数中国人想到的第一个念头会是它们的味道如何。比喻虽不一定恰切，却道出了目前部分国人对野生动物的错误认知。“吃野生动物的行为，一是有迷信的驱使，像吃什么补什么；二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物以稀为贵’之说，人们总觉得稀有就是好的。”现代化学研究已有数据表明，穿山甲的盔壳和人类指甲没有太大分别，熊胆和猪胆也几乎无差。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作为倡议者，奚志农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也提出了他的观点。“在中国，目前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管理和保护体系，它们目前分属于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奚志农强调，“业”这个字，本身就涵盖着产业、商业的成分，所以如果能将保护和经营彻底分开，这将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重大突破。
“我常常说，人与动物真正的和谐，应该排除人类的一切干扰，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回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模式，游牧民族曾因四时而迁徙，以打猎为生的原住民也曾严格遵循他们的原则和禁忌。而当下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处，始终少了一份节制。目前我国许多自然保护区同样也是热门的景区，纷至沓来的旅游热情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带来了破坏，在动物身上的映现尤为明显。起初你觉得新奇可爱的投食，逐渐就演变成被抢食：山林中的猕猴和人类一样在拥挤的游客通道上行走，你不再主动与之亲近了，它们甚至变得“穷凶极恶”——“这是人类惯出来的”，奚志农如此评价。
或许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现代科技庇荫之下的人类，不缺吃穿、不缺享乐、不缺便捷，不缺讯息，最缺失的是对彼此、对生态万物的尊重。笔者想以奚志农这句经典的倡议语作为结束：“在物质生活如此丰富的今天，没有谁需要去吃一口野生动物的肉才不会被饿死，也没有谁一定要穿一件野生动物毛皮制成的衣服才不会被冻死，更没有谁一定要戴一个象牙的饰品才能活得更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消费野生动物。”
奚志农简介
奚志农
云南大理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实践着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信念。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下，他将鲜为人知的滇金丝猴展现在大众面前，并由此保护住了它们栖息的一片原始森林；他首次报道了藏羚羊被大肆猎杀的危机状况，促进了国内外公众对藏羚羊保护的关注；他创办了“野性中国”工作室和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进一步壮大了用影像保护自然的队伍；当绿孔雀在中国的栖息地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又率先发声，并带领团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为保护工作提供了翔实的材料。终于在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下，红河流域的绿孔雀栖息地被国家划入生态红线。他在2010年被英国户外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四十位自然摄影师之一，也是第一个在野生生物摄影年赛获奖的中国摄影师，还是目前唯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的中国摄影师。在2019年1月，受邀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自然与环境组的评委。
《旅游与摄影》
责任编辑：陶萨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