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步入全面小康，与此同时也将迈入解决相对贫困的新征程。我们将拿出怎样的治理之策，破解这道时代课题？
浙江，这个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沿海省份，先行先试，于2003年展开解决相对贫困的探索实践，于2015年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现象，自此实现了从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的历史性跃迁。
近日，记者踏上浙江大地，沿着重点县域、村庄和脱贫人群的足迹，探寻解决相对贫困的浙江密码。
理论到实践的生动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印在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植根在广袤的浙江大地上，进而转化为解决相对贫困的生动实践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留下许多重要理论和重大谋划，不仅转化为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战略指引，而且转化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生动实践。
在浙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调研、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了“山海协作”等扶贫工程。如今，这一工程已转化为县域经济的加速器，“飞地经济”“飞柜经济”显著带动薄弱村集体发展和低收入农户增收。
在浙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八战略”已融入浙江发展的主动脉，转化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为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在浙江告别绝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进而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反贫之路。
云和县“山海协作”乡村振兴项目——长汀沙滩。
在浙江，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不能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等战略要求。如今，浙江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9876元，实现了从农村温饱到步入小康，再到全面小康、高水平全面小康，浙江成为中国人群贫困解决最好、区域发展差距最小、全面小康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
特别是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早已扎根浙江大地，落地山水之间，深入百姓心田。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穿行在浙江千姿百态的美丽乡村，低收入农户依托农家乐、民宿等业态尽享生态红利的创富例子到处可见，“千万工程”带来村庄环境的不断改善，美丽山水变现为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硕成果，是浙江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指引。”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扶贫办主任王通林说，“不仅培育了百姓增收致富的产业，而且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新创业，同时也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可以说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双赢。”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转出了产业兴旺。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诗画江南，山水浙江。抓住了“山水”，就抓住了百姓脱贫致富的产业。对于浙江的加快发展地区来说，优势是“绿水青山”尚在，劣势是“金山银山”不足。浙江通过对山水资源进行高质量转化，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也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环境优化一起提升，有效破解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
景宁作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可谓风景旖旎，森林覆盖率达81%，但在过去，这里的人生活穷苦，因此景宁也成为全省扶贫开发的主阵地。如何让贫困群众吃上“生态饭”？景宁通过创立“景宁600”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在海拔600米以上种养的特色农产品，搭建产销一体化服务平台，帮助低收入人群增收，高山农业变身“海拔经济”。“景宁600”展销中心负责人苏承波介绍，他不仅建起300亩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还配套物流网络，对接了20余个村庄1000多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在“五统一”的模式下，高山养殖、高山茶及畲药种植得到强劲带动，形成了高山特色产品集群。2019年以来，“景宁600”通过“山海协作”进入上海等长三角地区，“飞柜经济”助力品牌销售额达到6.1亿元。
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农耕传统的青田县，在绿水青山和文化遗产的叠加中，统筹发展了“五个一”特色产业——“一粒米（稻鱼米）、一条鱼（青田田鱼）、一篮梅（杨梅）、一桶油（山茶油）、一片叶（茶叶）”。青田县县委书记周和平介绍，通过统筹推进特色种养、农旅融合等产业，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富。
依托对绿水青山的转化，浙江的新产业新业态齐头并进、孕育壮大，成为乡村经济新增长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县余村经历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进而到“卖文化”“卖品牌”的跨越发展，三次产业实现了从单向演进向深度融合的升级，乡村产业体系逐步完善，“美丽风景”蜕变为“美丽经济”。
浙江围绕城乡产业聚合、三次产业融合，统筹推进布局优化、业态培育、平台打造。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扶贫办副主任刘嫔珺介绍，浙江省先后出台财政专项资金切块、扶贫贷款和其他支持政策，推动特色种养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加快发展，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路子，未来还将持续健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长效机制，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美丽经济。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转出了创业活力。
绿水青山引来了游客，更招来了“创客”；既成为农民创业的源头活水，也成为低收入农户的“绿色银行”。
作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浙江丽水在全国率先用科学方法量化“绿水青山”的价值。在景宁大均乡伏叶村，宿叶民宿客房的价格表中醒目标注“含生态价400元”，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返乡创业的民宿创始人吴聪说：“单独列出生态价格，是因为我们不仅卖客房、卖服务，更是‘卖风景’‘卖环境’。”
吴聪在外工作多年发现，家乡的山水恰是事业的土壤。“我们几个合伙人租了两处农民的房子，加上装修改造一共投资上千万，十年后再把房子还给农民。”吴聪介绍，一栋民宿一个周末的营业额在2万元以上，餐饮、客房服务则需要雇3—5人，为当地低收入农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近年来，浙江通过健全“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乡贤回农村、青年回农村”的“两进两回”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千企结千村”等行动，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资源要素，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民众就业”的生动景象。
莫干山脚下的德清县仙潭村，是青山绿水掩映下的一颗明珠。该村通过“无中生有”发展农家乐，“腾笼换鸟”改建高档民宿，全村已有近百家农家乐，年接待游客十多万人，营业收入可达上千万元。仙潭村能人沈蒋荣返乡后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将自家房屋建成民宿，还成立了“返乡创业协会”，6年时间共带动100多名青年返乡创业。
浙江省不断创新和完善创业服务，引导农民转变创业方式，并以政府扶持资金量化、农户产权入股等形式，带动低收入农户参与创业就业，共享收益。在浙江的绿水青山之间，形成了“时时处处无闲人”的充分就业格局和“户户人人有收入”的普遍增收局面，低收入农户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稳定在40%以上。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转出了集体经济的强劲。
厚植集体经济根基，让低收入农户在致富路上“有船可乘、有车可坐”，浙江不遗余力。
2017年，浙江启动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即消除全省6920个年收入10万元以下、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集体经济薄弱村。2017—2019年，浙江省财政安排资金4.1亿元，市县财政安排超100亿元，扶持薄弱村发展。
永嘉县在浙江省“消薄”中，跑出了“永嘉速度”。依托楠溪江资源，永嘉县推动重点帮扶村、集体薄弱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一产变六产，乡村旅游连续六年保持20%以上增长。永嘉县县长林万乐介绍，通过建设“红色小镇”乡村振兴示范带，带动了周边16个村、1100多名低收入农户人均增收5000元。
在发展过程中，浙江非常注重让广大农户、村集体直接经营或参与发展，使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通过门票收入、停车收费、持股分红等给村集体带来可观收入。
“一个村就是一个大企业，家家户户都是小引擎。”天台县后岸村村集体通过成立农家乐协会和寒山旅游公司，实施以村办农家乐为龙头、户办农家乐为集群、公司化运作的集约经营模式。从2011年到2019年，村集体经济从10万元跃升到503万元，人民纯收入从6000元增至5.1万元。据介绍，后岸的乡村建设与乡村经营齐头并进，不仅打通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转化通道，还打造了“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的后岸模式。
好生态带来了好“钱”景，村民保护绿水青山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为了给子孙后代守好这一江绿水，景宁县大均乡放弃20亿元投资规模的水电站项目，加大了对绿水青山的保护力度，全乡域河流均达标一类水质。大均乡乡长吴名标介绍：“正是看中这一点，前不久，浙江省把水上救援基地放在了这里，并建起水域救援科教馆，在旅游经济和培训经济的带动下，优质的水资源给我们带来了近千万元的收益。”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浙江的成功实践，为建立生态扶贫长效机制，解决相对贫困提供了有益探索。这启示我们，在拥有绿水青山却相对贫困的地区，如何满足在全面小康阶段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和服务的迫切需求？答案就是更加注重资源环境要素的保护和高效利用，在坚守“绿水青山”新风景中做大生态长效资本，实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让生态红利永续造福于民。
选择与重构的渐次跃迁
根据阶段变化及时调整扶贫目标和政策体系，浙江走出了一条与低收入农户需求同步、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四化”进程同步的精准扶贫之路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资源禀赋让浙江一直面临着较重的扶贫任务。1978年，浙江贫困发生率达到35.1%，比全国还高出4.7个百分点。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审时度势选择战略打法，不断重构和优化工作体系，向解决贫困的更高要求不断进发。
回顾浙江走过的扶贫之路，可谓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1997年，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指引下，浙江以8个贫困山区县为重点区域，以区域内全体农民为对象，着力消除县域绝对贫困，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2002年，通过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浙江101个贫困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超过1500元，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份。
这期间，搬迁扶贫立下不小的功劳。“我原本是住在不通公路的高山村。搬迁下山后，不仅生活方便了，还新租赁了6亩茶园，一年收入近20万元！”松阳县泉庄新村的孟盛伟说。据统计，浙江搬迁农民的人均收入较之前增加2倍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搬迁农户“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
这个阶段，县域发展“水涨船高”与重点乡镇“攻坚拔寨”形成良性互动，浙江初步构建起了新时期扶贫工作总体框架和制度体系。
消除贫困县和贫困乡镇后，浙江扶贫的下一块“硬骨头”在哪里？
2003年，浙江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以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的361个乡镇为重点，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安排专项扶贫项目资金10.5亿元、实施项目6500个，深入推进浙东沿海和浙西山区结对帮扶。
随着一声鸣笛，一列满载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从丽水火车站驶往宁波舟山港，这标志着“丽水—宁波舟山港”班列顺利开通，靠山不靠海的丽水拥有了自己的“港口”。一条铁轨连接了“山”“海”，更是让低收入农户搭上了致富增收的快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扶贫目标中有了“缩小相对差距”的要求，提出了“361个乡镇人均纯收入年增长幅度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到2007年底，“山海协作”让361个乡镇农民收入达到了450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80%以上乡镇农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区域性绝对贫困得到基本解决。
浙江通过区域协作补短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突破单纯解决人口贫困的打法，重构区域与人群互促共进机制，扶贫的举措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广阔、体系更加健全、力量更加强大，为相对贫困的解决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8年，农民“发展贫困”“能力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浙江在扶贫工作中发现，一些素质较低、能力较弱、积累较少的低收入农户成为增收难度最大的群体，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为破解这一难题，浙江把扶贫对象下沉到户，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系统开展产业开发帮扶、培训就业帮扶、下山搬迁帮扶、基础设施帮扶、社会救助覆盖、区域协作促进、金融服务支持、社会援助关爱“八大行动”。
“多亏有‘政银保’，帮我解决了资金难题！”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弄村村民蓝葱和说。“政银保”是景宁推出的“政府贴息、银行贷款、保险投保”扶贫小额信贷项目，主要对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进行金融帮扶。截至目前，“政银保”共帮助低收入农户15437户次，贷款总额7.89亿元，未发生一笔不良贷款记录，极大解决了低收入农户“最不想贷款、最难贷到款”的问题。
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现象，实现淳安等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摘帽”，全省绝对贫困得到全面解决。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浙江初步形成了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
“摘帽”以后，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拉大怎么办？
“在浙江整体完成绝对扶贫任务之后，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仍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说道。继续沿着总书记的指引，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探索解决相对贫困，成了浙江的必然选择。
浙江扶贫工作全面进入以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解决相对贫困新阶段。“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进一步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和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王通林说。
2019年底，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7600元以下现象，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46元，与全省农民收入之比从2018年的2.46:1缩小至2.38:1，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全省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14元，上好学、就好医、住好房、喝好水惠及千家万户。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减缓相对贫困，既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扶贫没有完成时。”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原德清县委书记）王琴英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每一次选择，都是对相对贫困战略部署的顺势调整。浙江从低收入农户的实际需求和面临的问题出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断调整优化扶贫目标和政策体系，一步步缩小贫困“包围圈”。
每一次选择，都是向农村全面小康迈进的梯次跨越。从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高水平全面小康，都与低收入农户需求同步，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同步。
每一次选择，都是低收入农户幸福感的持续提升。抓住低收入农户增收这一关键点，着力培育低收入农户技能、素质，增强低收入农户自身发展能力，极大提升低收入农户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遂昌县红星坪村以林地和土地入股，每年保底分红8万元。
扶贫与振兴的有机衔接
面对解决相对贫困这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先行省”，浙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进入减缓相对贫困新阶段，意味着扶贫的主要目标已不是解决温饱和生存问题，而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低收入农民同全体人民一起进入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浙江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安排，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解决收入更“稳”的问题。
解决低收入农户稳定和持续增收问题，是防范大面积返贫的重要保障，也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前提基础。
浙江始终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从“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到“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再到“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农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稳。2020年，浙江将持续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全面消除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8000元以下现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持续推进26县加快发展。
磐安县乌石村，仍保存着历史悠久的建筑群落。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乌石村考察农家乐发展时说：“你们要保护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搞好乡村旅游，带领村民致富，建设美丽乡村。”
通过村集体投资、实行“统一对外促销、统一接团分客、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结算账目”的管理模式，如今的乌石村已然成为“金华市农家乐第一村”，从2005年首批4户农家乐发展到2019年的173户，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的3000元提高到2019年底的6.7万元。
目标是增收，路径是发展。浙江将着眼点放在提高扶贫对象同步融入“四化”进程的能力上，形成了以低收入农户为核心的“户—村—县”相互联动、有机衔接、互促互融的增收发展机制。
在低收入农户发展上，确保有劳动能力家庭至少一人就业，抓住产业扶贫、就业创业两大重点，让低收入农户主动参与市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
在重点帮扶村发展上，首先健全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长效机制，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将乡村产业打造成持续增收的“长效之源”，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在县域发展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特色产业。持续深化小县大城战略，规范有序推进扶贫易地搬迁，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环境。
——解决跑得更“快”的问题。
跑得更快，本质上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浙江解决相对贫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26县“加快发展”的过程，就是“促均衡”“求协同”的过程。2018年，浙江提出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进一步发挥山海协作工程的机制优势，促进浙西南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加快推进全省区域平衡协调发展。
“‘山海协作’对我们是极大的机遇。”青田县副县长陈海民说。
在浙西南的青田县与杭嘉湖平原的平湖市“山海协作”项目中，青田先后组织265个经济薄弱村自主集资、1万余户低收入家庭广泛筹资，“供土地指标、供钱投资、供人管理”，由平湖“保障落地、保障招商、保障收益”，建起一座“产业落地在平湖，扶贫增收在青田”的“飞地产业园”。
飞地产业园运行后，青田经济薄弱村年均增收7.4万元，低收入农户年户均增收1000—2000元，给青田经济发展和低收入农户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飞地消薄”“飞地消困”让浙江山海相连，互促共进。浙江提出，到2022年，在浙西南山区高标准建设一批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水平建设一批绿色产业发展平台和项目，高质量建设一批人才、科技、社会事业和群众增收合作项目。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正在浙江逐渐形成。
“我们要跑得更快，要带着低收入农户一起跑。跑不动的，我们就把他们背起来。”景宁畲族自治县副县长毛华庆说。
——解决动力更“足”的问题。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发挥“内生动力”的驱动作用。
永嘉县桥下村“来料加工一条街”，无论老人小孩、男人妇女都围坐在门前桌子旁，他们飞针走线、分工有序，转眼之间成品堆成了小山。
“为了激发低收入农户参与来料加工的劳动积极性，政府按工资的20%给予低收入农户补贴，并给订单介绍人也补20%。”永嘉县来料加工协会会长潘佰欢说，“来料加工工艺简单、时间灵活，坐在家里就能增收，工资还有补贴，低收入农户动力很足。”
2008年，浙江在实施第3轮欠发达县加快发展政策时，就把不断增强低收入农户的内生动力作为主要任务之一。通过以技能培训提升农民能力，以政策激励支持农民发展，激发低收入农户的发展愿望，让低收入农户获得长久“脱贫之技”，走上稳定脱贫之路。
“自从当了‘月嫂’，孩子的学费、生活费都不发愁了！”“畲乡月嫂”雷梅珠说，她是一位单亲妈妈，生活很拮据，了解到景宁县举办免费的“畲乡月嫂”培训班，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为了提高低收入农户发展能力，景宁县探索培育“畲乡月嫂”品牌，为畲族女性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已促进当地近4000名农村留守妇女转移就业。如今雷梅珠工资每月近万元，已在城区买了新房。对未来的生活，她充满信心。
保障低收入农户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龙游县实行“先诊疗后结算”制度，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段一站式救助。
——解决保障更“宽”的问题。
宽，就是建立多重保障机制，为低收入群体构建一张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网。
“进出大山全靠腿、运送物品全靠挑、生活来源仅靠笋”。这曾是武义县上夫山村的真实写照，2000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0元。2003年，上夫山村整村移居东皋，村民们住上了“联排别墅”，武义县出专项资金为新村建好了基础设施。光有住房还不行，村“两委”瞄准电商产业，村民纷纷出租自家房屋用于电商办公、仓储，投身“淘宝”事业。
2018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达2.5万元，每位村民都享受了从住房到教育、医疗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
“我们的日子已经跟城里一样了！”这是上夫山村农民对易地搬迁后生活保障政策最大的认可。
浙江始终聚焦低收入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更高水平“两不愁三保障”，推进公共服务城乡同类、同标、同质提升，实现从“解决温饱问题、保障基本生活”向“实现共建共享、防止两极分化”的转变。
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重点区域，浙江正逐步构建起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民健康等以保障性扶贫政策为主的多重防范体系，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均衡发展，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在金华，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市统一，贫困人员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水平最高达98%以上；
在台州宁溪镇，“爱心营养餐”“雨露计划”“圆梦计划”等助学政策帮助低收入农户解决就学难题；
在永康，1000多名低收入农户收到扶贫专项意外保险“红色保单”，极大降低了他们因病返贫、因伤返贫的风险。
——解决制度更“远”的问题。
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解决相对贫困，根本在于长效机制的建立。浙江正加快建立健全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础。浙江把区域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民生水平等作为重要参数，因地制宜、因时而异，适时调整扶贫标准，逐步实现对扶贫对象的参数化、动态化精准管理。
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县为单位，以当地上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或上年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为依据，确定低收入农户的识别标准。此外还参照低保水平最低县的标准，每年设定扶贫“托底线”，2018年、2019年分别为7200元和7600元，解决了平均数掩盖最低数的问题。
2019年，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一举打通扶贫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浙江省内低收入农户20多类财产信息和73家商业银行存款的实时联网核对，同时建立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应调尽调，应进尽进。
在精准识别扶贫对象上，浙江实现了从区域整体认定到单人单户精准认定，从主观判断到个人财产信息联网比对，从一次认定管几年到动态调整，从个人信息纸质人工管理到无纸智能管理的转变。
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突出人群、村域、区域的协同性、系统性，不断健全从源头认定开始的全过程衔接机制，构建起“三位一体”整体联动的解决相对贫困对象管理体系。
浙江坚持用指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切实推进扶贫工作取得实效。同时，安排财政专项经费，对在考核中表现优异的地区给予奖励。
浙江基层干部的发展紧迫感令人印象深刻。“每个村都像‘打仗’一样。村‘两委’要团结，要将村民利益放第一。”永嘉县源头村村主任陈小静说。
浙江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攻坚胜利，实现一批又一批低收入农户致富脱贫，归根结底在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于遵循实际、无缝衔接的政策制度，在于干部群众对脱贫致富的强烈向往和不甘落后的发展紧迫感，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将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提出的‘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新期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以新时代‘三农’工作‘369’行动为路径，持续推动解决相对贫困工作走在前列。”王通林说。
中国农村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