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京参加全国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团结村袁家营村民小组村民袁海波一直忙着协调护送外出农民工返岗复工。
这位19岁就外出务工、此后一直从事与农民工有关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这些年，‘吃技术饭’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缺少技能的人渐渐有了‘技能焦虑’。往年的正月十五前后，该外出打工的人大部分都出去了。今年外出时间延缓，大家的焦虑就更明显了。”袁海波说。
不过，袁海波代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听到了好消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和袁海波一样，很多关注农民工技能提升的代表委员们也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一目标感到振奋。他们认为，这为缓解农民工“技能焦虑”提供了政策利好。同时，他们也建议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对接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技能培训要“精准滴灌”，避免“大水漫灌”。
“培训要让以后用得上”
两会期间，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超额完成全年1500万人次培训目标，培训人次和资金支出均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这样大力度的工作，身在基层的袁海波代表也有切身体会。“政府越来越重视培训。就农民工而言，很多培训办进了村里，还都是免费的。”
在袁海波代表看来，这些培训，特别是在劳务输出地举办的培训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比如培训内容，我知道的情况是，很多培训班更倾向于本地就业的人群，内容雷同。茶艺师、刺绣、育婴师这些是常见的培训项目，但是，对于一个准备外出打工的青壮年来说，他更有可能从事的也许是电焊工、泥瓦工、矿工。建议在举办培训班前，先了解大家的需求，根据需求集中设置内容，让大家以后用得上。”
曾代表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上“零的突破”的95后全国人大代表邹彬，告诉记者建筑工地上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虽然大家都知道培训很重要，而且很多培训机会也是免费的，但是放弃一天几百元的收入去参加培训，很多人还是舍不得。”
对这个难题，袁海波有自己的思考。他建议把培训放在年底或者年初。“其他时间，大多数行业正忙，很多人都没时间。”袁海波说，元旦前后也就是春节前的这段时间，是农民工返乡过节的高峰期，相对比较空闲。
“企业内部需设置培训机构”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逾2.9亿人。
来京参会前，全国人大代表、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制造部系长刘廷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了全国12个省份22个城市233个制造业一线技能工人的反馈。
根据刘廷的了解，目前企业内部的专业培训缺乏。他认为，“技术工人上岗前是靠‘师傅传帮带’，但上岗后要想进一步提升技能就要靠专业培训。”但是，有关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内部设有专业培训机构的只占40%左右。
“企业有自己的担心，建设培训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工人的流动性较大，工人参加了培训，提高了技能，不久却可能离职了。”刘廷表示，培训计划是否顺利实施，资金很重要。他建议调动社会资本，可在企业内设置相对应的技能学校，方便企业高技能人才的脱产培养。
人社部表示，今年将以企业职工为重点，面向广大城乡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全年培训1700万人次以上的目标任务。
“推进‘订单式’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久生，18岁离开家乡闯事业，从一名搬砖打杂的小工成长为建筑领域技术过硬的行家。2019年，他从河南信阳大别山区带出15000多名农民工。通过技能培训和在工地上传帮带，大家都吃上了技术饭，被业内誉为河南建筑业的“铁军”。
黄久生代表说自己队伍里的农民工有“三多”：老年人多、残疾人多、贫困户多。“大家的印象里，建筑工地上都是年轻小伙儿。在我们这，老年人和残疾人也能有自己的岗位，这得益于我们的精准培训。”黄久生代表介绍，“对于这些老年人、残疾人，我们会根据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安排学习。比如，看监控的，我们安排一些腿脚不方便的，教他们掌握一定的电脑知识；抽钢筋的，只有一条胳膊健全，我们也会提前培训相关技能，让他们能够胜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对于自己员工中的“主力”，黄久生代表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训体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根据新岗位、新工具的需要，和培训机构合作，实现“订单式”培训。“我们老家政府很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在镇上就有培训学校，我们会根据每年所需要的工种、岗位，提前对接，培养需要的人才。”黄久生代表说。
邹彬代表表示，这种订单式培训对用人单位和农民工而言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招到想要的人，农民工在找工作之前就能拥有能够精准对接岗位的一技之长，不耽误挣钱”。（记者邓崎凡）
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