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业化思维审视农业是一种惯性
我们知道，在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发展经济学的视野里，农业是被作为支持工业的一部分的。因为发展经济学主要关心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怎样完成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农业作为支撑，尤其是那些没有外援的国家。农业一方面可以给工业提供原材料，还可以出口创汇换来支撑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或者说资本，没有资金是难以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另外，农业还可以提供产业劳动力，没有劳动这一要素的参与，工业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基于这种认识，张培刚总结出农业的五大贡献，即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五个方面。这与西蒙·库兹涅茨的看法相一致。库氏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产品（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要素的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
与工业一样，我们习惯上关心农业生产效率，把效率放置在第一位，我们习惯于用工业化的思维来审视农业，认为农业在工业化的大潮中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讲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农业的命运是大农场或者说是农业资本主义，所需的机器多，工人少，然后农民群体分化成有产者和无产者，大多数都是无产者，然后进入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也称为无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家的看法类似，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或者说是零值劳动力。这些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他们工资要求低，工厂的成本就相对低，因此，产品有竞争力，从而市场占有率就高，工业也能发展。与之相随的是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加，于是农村的劳动力继续进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农业的边际产出与进入到城市的工资水平大致相当，这时候劳动力的迁移过程就停止了，城乡二元结构从而也发生了变化。刘易斯的发展理论就是讲了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农业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效率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农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发展经济学家，包括一般的经济学家看农业主要就是从效率视角来审视。
农业分工不等同于工业分工
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我们容易把工业发展中的一些概念拿到农村农业中来。比如，我们会经常提及规模经济，我们提倡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时，实际上潜意识中我们都相信，农业的发展应该走专业化、规模化的道路。然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从微观层面上看，专业化、规模化是有极限的。分工不能无限发展，因为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农业有其特殊性，分工不能完全像工业那样，这个产业的发展也与工业不同。比如，斯密就讲过，“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张培刚也认识到农业的特殊性。比如，他说农业实际上是一种“生长”产业，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是如此，这让农业生产与“加工”或“制造”大不相同。农业会受自然规律或生物学规律的制约，工业则不大会。因此，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与工业不可比。另外，就是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要远比工业品低。人们收入增加时，会购买和享用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劳务，而对于食粮以及其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则不会大幅度增加购买。这也是农产品的特点决定的。这些认识有助于扭转当下在农业政策中过分强调做大做强做成专业化大户的趋势。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尊重自然规律
相反，农学研究者的一些看法倒是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研究农学和农史的学者一般会把农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他们会强调农业的特殊性，而且习惯于从历史、文化等角度去研究农业甚至是农村问题。在他们的视野里，农业生产效率也是重要的，但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有多种，不单单是通过土地的规模集中、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来提高效率。他们认为传统的农业有很多提高农产效率的好的方法，比如说通过间作等方法来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产品种类和产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值增加。古代也有循环农业或者说是生态农业，比如流行于珠三角地区的桑基鱼塘模式，中国西南等很多地区流行的鸭稻共生模式。威斯康星大学的农业物理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在20世纪初期来到中国以及日本、朝鲜等地区，就观察和研究东亚是如何解决人多地少这一农业约束问题，研究发现，这里有很多技术让农业具有高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中国农业兴盛不衰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民的勤劳、智慧和节俭，在于他们善于利用时间和空间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地力长久不竭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懂得用人畜粪便和农场废弃物堆积沤制成的肥料来持续养地，从而让农业具有可持续性，有点类似现在的有机农业和循环农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
北京学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