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十三五”之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低迷，保护主义上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渐凸显，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刺激需求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必须更多地从供给侧发力。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本质属性、战略战术、主要任务、重大原则、实现途径，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是系统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有本质的区别。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经过艰苦努力，“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钢铁、煤炭等重点行业去产能目标完成，一批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不断降低。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加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迅速成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调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全球市场有效需求萎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经贸摩擦加剧。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和重塑，部分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向要素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迁移。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因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从国内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叠加的困难和挑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三大失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供需结构性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我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高端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更加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供给和需求都带来冲击和影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外生性的，没有改变我国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供需不匹配问题。“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这一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没有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及工作着力点就不能变。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消费结构正在优化升级，拥有超大规模并极具发展潜力的消费市场。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的潜力很大。巨大的内需规模和需求结构的加快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只要把这个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发展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但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充分发挥不会自然而然达到，必须依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十四五”时期，要根据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围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一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继续推进“破、立、降”，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淘汰关停环保、能耗、安全、质量等方面不达标的企业，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为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发展腾出空间。落实和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着眼于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所在。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发展更多优质企业。加快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步伐，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四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优化金融体系供给结构，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坚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财政政策要更好发挥推进结构调整的优势和作用，货币政策要营造稳健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更有效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