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里，我只长年岁不长心眼，想来真是痴长。
从前，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子，园子里头长满花木、蔬菜和中草药。芙蓉花、鸡冠花、桃树、垂柳、小白菜、香葱、车前草、鸡血藤等混长在一个园子里，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使儿时的我十分着迷。当然，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就没有了，支援国家建设了。园子变成一座丝织厂，工厂的围墙抵在外婆家屋后，整日整夜哐当哐当地响。我不喜欢这声音，我从来就不喜欢工厂。从此，我一直心怀渴望，非常非常想养花种草。渴望与日俱增，可多年来就是没有机会，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十几年熬过去，去年分得一套公寓，奔到阳台上一看，发现竟然留了养花槽。这一高兴，头脑轰地发了热，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经事做。一连好几日，提只篮子和小桶，四处挖湖泥。在大大忙了一阵之后，花种上了，草也养上了，菜籽也撒上了。然后，抱着肩来来回回欣赏，倒真有一种了却了某个夙愿的感觉。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凡遇上奇花异草，都挺执着地弄点回来栽进盆里。家里三天两头做鱼、肉，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倒入花槽。
可是到了秋季，结果并不理想。葡萄才结了几颗，花儿没开几朵，从庐山植物园特地带回的碗莲之类也都死了。怎么回事呢？
为此，我特意找了《花经》来读，读着读着，心中渐亮。合上《花经》，扔下花铲，淡然一笑：我不再养花了。
实际上，《花经》这本厚书我翻来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小节——序言。序言里简洁地记叙了本书作者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1909年）的时候本是一名朝廷命官，当时年将三十。有一日黄先生想：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经商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么呢？他购买田地十余亩（时田价每亩约二十金），渐扩充至百亩。黄先生从此聚精会神，抱瓮执锄，废寝忘食，盘桓灌溉，甘为花木之保姆。果然，黄家花园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花异草奇，声名远扬。每逢花期，社会名流裙屐联翩，吟诗作赋；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课晴话雨。众人深得启示：既混浊之世，百无一可，唯花木差可引为知己。
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
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养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这等好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这才叫做人生一件事！
要做好一件事，岂能凭你心中有一点喜欢，有一点迷恋，三天浇点水，五天上点肥？
少年狂妄，自以为聪明。借表面的一些由头来标榜自己为至情至性之人。这也做做，那也试试，好听人评价个多才多艺。近年来国家注重经济建设，文人纷纷“下海”，我也曾与人发议论说作家的智商是足够经商的。最近由读《花经》而获顿悟：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一生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的精力也不多，要做好一件事实在不容易。一生能做好一件事，那也就可以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做好一件事。
总之，我是不敢再说文人经商之类的话了，也不敢再狂热地养花弄草，就连剪裁时装、研究烹调之类的兴趣也淡了下来，兴之所至，偶尔为之，拿得起，放得下，决不长期牵肠挂肚。
应该是不受诱惑的年纪了。傻一点儿，笨一点儿，懒一点儿，冷一点儿，就做一件事——写作——我这一生。
（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真实的日子》一书）
责任编辑：王雨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