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杠杆，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贤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众多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后，中国却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鸦片战争后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其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奋起直追，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有力推动国家不断发展进步。历史和现实启示我们，无科技不足以强国，中国要强盛、民族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并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就是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何在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来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一种体制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举国体制”常被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作为攻击中国科技创新的噱头。其实只要稍加分析，便可发现此类言论谬之大矣。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各类重大科技、重大工程的组织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各国为调动各方资源形成集中力量，多以国家甚至超国家的组织和社会动员、市场激励等方式协同来实现突破。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纳米计划、氢能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伽利略”计划等，可见通过重大专项组织科技攻关不是中国的特有“发明”，而是世界各国的惯常做法。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理所当然更有条件和能力聚全国之力、集四方之智，不断把举国体制坚持好、运用好。回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的研发由中央专委负责并受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其间调动26个部委、20多个省份、1000多家单位参与，终在万般艰难中创造了奇迹。其后，超级杂交水稻、青蒿素疟疾治疗、特高压输变电技术、高速铁路系统等重大科技创新，以及近年来“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等重大战略成就，都是我们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结果。
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并运用于科技等诸多领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调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这对于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那么，相较于传统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新”在哪里？其优势体现在何处？
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都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但两者有明显不同。传统举国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解决的是“一穷二白”条件下工业体系、科技体系“从无到有”的问题，主要靠政府发挥力量整合和集聚的主体作用，更多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统揽。新型举国体制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继承与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创造。它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既强调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又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运用行政、财税、金融、法律等多种手段，广泛利用财政资金、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个渠道，采取重大项目制、建立国家实验室、组建创新联合体和公司制等多种实现形式，更加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也体现出不同于传统举国体制的新优势。在这一体制下，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定位更加明确，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技术、研发、市场、产业之间保持动态平衡，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良性互动，共同致力于做大科技创新的“蛋糕”，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增强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就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生动典范，全国范围内先后有400多家单位、30余万名科技人员参与研制，引入各领域、各类型的优势资源，创建了“多线并举”“良性竞争”的新机制，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难关，500余种器部件实现国产化研制，“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100%国产化。同时，新型举国体制还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比如，在C919大飞机研发过程中涉及大量对新型材料、通信系统、导航系统、尖端零部件等的需求，这些需求将引领带动一大批产业跃升发展，有科学家形容这种效应就好像“母鸡下蛋，不断地下蛋”。
科技体制改革怎么深化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可以追溯到1978年春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党明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提出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开启了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此后，我们党作出多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一系列关于科研计划和经费管理、科技成果、科技评价等方面的政策，我国科技发展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顶层设计，提出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推动我国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系统性重构、整体性重塑，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拓展。
同时也要看到，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从科技发展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这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我国科技体制看，科技创新中的一些短板弱项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科技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顺畅。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优势、占据主动，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充分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破解科技领域改革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制度和有力举措，有利于我们把科技体制改革的强劲“动能”转化为科技创新发展的巨大“势能”。
比如，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具有前沿性、引领性、颠覆性等特点，其研究往往涉及多个部门、领域、团队和学科，是系统性社会化的“大生产”，靠单枪匹马、手工作坊式研究已不可能实现突破，必须有强大的组织机制。世界科技强国普遍高度重视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有的专门设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如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日本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强调要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出了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等一系列具体改革举措，其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重要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引领科技创新大联合、大协作、大攻关，凝聚起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比如，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创新不仅具有科学意义，同时也具有经济意义，从研究到开发再到应用是一个完整的链条。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基础科学研究重在“从0到1”的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则能够实现“从1到N”的跨越。我国具有非常突出的产业基础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自主攻关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样品变成产品，进而形成产业，成就科技与产业的“双向奔赴”。然而，目前我国很多科研成果往往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难以成功转化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30%，究其原因同我国科技创新体制研发与生产“两张皮”问题有很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就是要建立健全技术转移机构和服务网络，拆除阻碍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篱笆墙”，搭建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推动科技成果顺畅流动和高效转化。同时，全会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意在使科技人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中来，推动更多高质量的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让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持续释放创新活力。
比如，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科技投入是支撑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从科学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不同主体、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特征千差万别，需要金融服务体系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介入路径，构建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格局。当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银行信贷、创业投资、资本市场、政府引导基金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但科技投入总量相对不足、结构不尽合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差距。由于科创企业天生具备高科技、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的特质，抵质押物不足，信贷融资极易受阻，与传统融资供给制度不匹配，融资压力仍是制约当前科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科创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作出部署，对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产业、金融三者良性循环，建设科技强国和金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如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解决的是科技企业种子期和初创期的融资问题。这些企业规模小、资产轻、估值难而资金需求度高，可以充分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创业投资力量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转化等创新活动的支持，推动企业的原创核心技术、前沿颠覆性技术突破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创新型人才队伍如何培养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也在于人。当前，现代科技革命多领域交叉渗透，全球围绕科技制高点开展的人才竞争空前激烈，可以说，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我国要走在世界科技创新前列、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人才队伍的培养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这一目标，进一步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就是要以创新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以创造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是创新型人才队伍培养的重中之重。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国家战略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多年居世界首位，人才基数大，但在顶尖科技人才方面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高端人才不足仍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提升的短板，“钱学森之问”至今还没能得到圆满回答。以数字科技领域为例，《2023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科技人才总量12.8万人，占全球总量的17%，位居第一，但高层次人才只有0.7万人，仅占全球总量的9%。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以高水平人才队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要使人才队伍后继有人、英杰辈出，必须切实做好创新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工作。青年科技人才精力旺盛、思维活跃，是科技创新攻坚克难的排头兵。据统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占比达80％以上，北斗导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的许多项目团队平均年龄在30多岁。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门作出部署，强调要“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同时，人才培养还有一个自主性的问题。实践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创新人才同样如此，必须掌握人才培养的主动权，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全会提出“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就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洞察，将有力推动形成育才用才、引才聚才的良性循环，产生强大的“磁场效应”“虹吸效应”，促使更多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人才不仅要培养，更要使用。要人尽其才，就要完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好的激励评价机制，对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对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都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持续增长，人才队伍规模不断壮大，如何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强化人才激励机制，为人才松绑，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全会提出“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针对人才评价中的“唯帽子”问题持续深化治理，不论资历论能力，不看年龄看本领，避免简单以人才称号、学术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从而让人才不必为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争资源而分心伤神，在更大程度上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之殚精竭虑、不懈奋斗。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定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契机，实现科技强国之梦，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跃升到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来芙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