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粮南运”已成为我国粮食流通的基本格局，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粮食生产地区重心的调整转移。历史上，南方曾是我国粮食主要产区，“南粮北调”一直是粮食调配的主旋律，故有谚语“湖广熟，天下足”。1949年以来，粮食调配依然主要是由南向北，直至改革开放后南北方粮食产量比例开始发生变化，2005年北方粮食产量首次超过南方。近些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进一步向主产区尤其是北方集中，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内蒙古、河北、辽宁等7个北方主产区生产了全国一半的粮食，其中仅东北三省一区的产量就占全国的26.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持续下降，7个粮食主销区里有5个位于南方，尤其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粮食自给率不足30%，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安全线。

“北粮南运”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市场以及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北方耕地资源相对丰富，大平原多，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北方适合机械化生产作业的优势凸显，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南方人均耕地资源短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一些效益更高的非农产业吸引了大量农民外出就业，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相应减少。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外来人口迁徙涌入，南方省份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增长，这也给北方产粮区带来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机遇。在人多地少的国情农情下，南北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重组，推动粮食主产区向北方集中，有利于放大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符合“效益优先”的市场资源配置规律。

客观地说，“北粮南运”有其合理性，但粮食不同于一般商品，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对国家安全以及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巨大。因此，我们不能只从市场角度看，更不能只讲经济效益，还要综合考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社会公平。事实上，尽管当前“北粮南运”的格局有效解决了南北方资源供需问题、有力支撑了全国粮食安全，但这种不平衡的格局背后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值得我们警惕。

从安全保障角度看，“北粮南运”存在一定风险。我们常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粮食生产过度集中，出现风险波动的可能性必然加大。有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粮食物流总量约为6.39亿吨，其中跨省物流总量高达3.15亿吨。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粮食调运，且不说运力保障、运输成本等存在巨大压力，还增加了发生存储运输、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一旦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产区产不出粮，或者产得出但运不到，导致销区吃不上饭，就要严重影响人心安定、社会稳定。考虑到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这一隐患更加需要警惕。

从生态保护角度看，“北粮南运”也面临挑战。虽然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气候仍然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南方光热条件好、水资源充沛，一些作物可以达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本就是适合种粮的地区。而北方粮食生产面临水资源不足、光热不匹配的硬约束，由于长期以来对资源环境的超负荷利用，北方已经出现了黑土地退化、地下水超采等生态问题。北方粮食高产，是在各类资源已经绷得很紧的情况下拼尽全力实现的，现有科技条件下，越往后增产难度越大，长期向南方大规模输送粮食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家发展大局看，“北粮南运”将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粮食产销南北区域不平衡，带来的是北方与南方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粮食比较效益低，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不仅财政收入不高，还要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进行补贴。当主产区将大量的土地、人力资源投入粮食生产时，实际上还付出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机会成本，长此以往，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将不断拉大。数据显示，非主产区省份与主产区省份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值，已由2012年的1.45扩大至2021年的1.57。

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曾经的“鱼米之乡”褪去光环令人叹惋，这种势头不该也不能放任持续下去。虽然短期内“北粮南运”格局无法彻底改变，但可以从耕地保护管控、产业链合作、利益补偿等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遏制、扭转。要优化耕地的布局结构，特别是对南方耕地的数量底线提出要求，让适合种粮的地方多种粮，加快恢复粮食产能、提升自给水平。进一步深化南北粮食产销区合作，推动从产需合作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转型，让主产区更多分享粮食产业链延长、附加值提升带来的增值收益。完善“纵横结合”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中央财政的纵向补偿力度，在建立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督促主销区压实粮食安全责任。

可喜的是，近年来南方一些省份通过实施复垦复耕、增加早稻面积、发展再生稻等方式，粮食生产出现了恢复巩固的好势头。2023年，南方省份净增耕地739万亩，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期待各地进一步增强抓粮的思想与行动自觉，牢牢守住自己的“责任田”，一起端稳“中国饭碗”。

责任编辑：何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