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不是减责任、减担当，而是通过理顺权责，推动治理提效。群众热切期盼基层干部多办实事、多解难题，基层干部也盼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展拳脚、有所作为。浙江通过富有针对性的措施，从根源上破解形式主义顽疾，让基层干部看到变化、感受到成效，由此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回归“方寸”之净，党群阵地焕发新颜
走进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大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整洁敞亮，面前的服务台上只有一张“综合服务岗”的标识。“变清爽了。”大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志芳介绍，“之前服务台上摆满了各级各部门的小牌子，群众坐下办事连伸手的地方都没有。”
不仅仅是桌面，对外挂牌（竖排）、室外服务标识牌、室内功能指示牌等，过去大北社区内外墙上挂的各类牌子有22块，工作制度20余块，约40%的墙面面积被用来挂牌。“很多职能部门都希望到社区创建阵地，以此推动相关工作任务、治理要求等在基层落实，但每一次创建便需要一个空间、一块牌子、一套制度”，“牌子挂了，如果能带来相应的服务保障我们也欢迎，但实际更多是考核、材料报送、工作留痕等要求”……当基层阵地变成了“挂牌阵地”，基层干部整天“忙事务”反而没空“抓服务”。随着全省“滥挂牌”整治行动全面铺开，大北社区按照“清虚牌、并同类、合制度”的原则对挂牌进行大幅摘除和整合，将部分“摘下”的制度做成手册指引，整个牌匾区域实现了全面“瘦身”。
没有挂牌挤占，社区腾出来更多空间服务群众。瑜伽舞蹈室、百姓健身房、书享阅览室……如今，大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三层空间中，80%的区域都可供群众使用。“空间大了，欢迎群众进来坐坐”，让党群服务接上了“地气”、更积攒了“人气”。
牌子少了，多出来的不仅有空间，还有干部服务老百姓的时间。今年暑期，社区新开设了“托管班”，组织社工干部帮助居民带娃40余名，有效解决了辖区内学龄儿童假期无人看管的实际困难。据有关数据，整治开展以来，社区干部用在完成上级交办各类任务上的时间减少，但花在外出走访、服务群众上的时间增加了30%以上。时间分配一降一升，增加的是守护“最后一公里”的诚意和温度。
解绑“指尖”之负，干部走到群众身边
“做好防汛防台工作”“上门慰问高龄老人”“查看大桥工程的施工进度”……周一早上，长兴县林城镇大云寺村村干部朱蓓早早排定了这一周的重点工作日程，她谈道：“以前笔记本上记的是各式各样的App‘打卡’任务，现在终于卸下了指尖重负。”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曾困扰众多基层干部，亦被不断吐槽和诟病。在去年工作基础上，今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网信办等部门，围绕政务应用、政务公众账号、工作群组和“手机答题”中存在的强制使用、过度留痕、随意排名、多头填报等4类不合理使用要求，深化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省下来的精力，和村民一起谋思路、促发展。“最真切的体会就是进村了解情况的时间多了！”龙游县模环乡的一名干部欣喜地介绍起“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治理给基层带来的改变，“以前各种打卡投票多，进村一趟手机‘响个不停’，现在不仅手机‘清净’多了，我们干部摸排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的时间也多了。”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党支部书记王海滨也表示：“基层减负把我们从很多无谓的事情里解脱出来，我们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乡村发展工作当中。今年村里‘大动作’不少，AA级旅游景区村创建、760亩粮食功能区整治提升、上坦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中，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把村子建设得更美好。”
刹住“指尖”歪风，不仅提升了基层干部战斗力，更带来担当实干新气象。走进江山市碗窑乡府前村，村委委员吴东红正拿着一份“未来乡村建设项目”方案，走村入户征求群众意见。他谈道：“现在村民再也不说我们是‘网络干部’了，我们也有时间认真倾听村民的所想所需，把工作更多做到群众心坎上。”
余姚市纪委监委以严明纪律保障基层减负落到实处，让干部“身轻”干劲足。图为市委第四巡察组成员深入山区走访农户，核实惠农补贴政策落实情况。王永春 摄
理顺基层权责，放开手脚轻装向前
“以前真的是无知无畏，那些盖出去的章没出问题完全是运气好，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日前，余姚市马渚镇瑶街弄村一名村干部把新修订的“村社出具证明和盖章事项取消清单”贴在村委门口。
无犯罪记录证明、身份证遗失证明，甚至学生的假期社会实践证明……过往，隔三差五便有群众找上门来，要求出具各类证明。其中不少证明，村社其实没责任、也没能力去“证明”。
“社区要承担大量如食品安全、违法建筑、占道经营等排查任务，占用时间多不说，关键是社区工作人员既没有执法权，又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遇到问题没有办法处理，检查就容易变成走过场。”杭州市钱塘区在“村社的一天”蹲点调研中发现，权责关系不清、部门责任“属地化”等，是基层反映比较集中、比较强烈的问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资源、能力与任务不匹配是基层负担重的症结所在。从优化政府权责配置入手，全面建立村社依法依规履职事项清单，通过开具务实合理的任务“单子”来减轻基层的“担子”，正是浙江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的关键之举。
为进一步规范村社网格事项，杭州市按照禁止部门职能转嫁事项、取消专业性过强事项、合并同类事项和退出利用率较低事项的原则，制定《杭州市网格事项正面清单》，将现有272项网格事项正面清单缩减至19项；并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表现形式，制定了《杭州市网格事项负面清单》，明确“十禁止”的规定。清单之外，进一步构筑起“事前准入、事中监测、事后处置”的“防火墙”机制，如在“事前准入”关口，对一些需要新增到基层的工作事项、填报的数据报表及使用的政务应用等，实行“凡进必审”，做好源头管控工作。
让村社减负出成效、治理提效能，衢州市柯城区探索推出“减负码”创新举措，通过扫码即可实现清单外不合理任务“一键反馈”。前不久，柯城区白云街道网格员缪昊然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根据工作安排，需要您发动群众参与‘社区居民问卷调查’，你们社区的任务是90份，请尽快完成。”判断该任务不属于准入事项后，他立即扫描“减负码”录入反馈问题。随后，经过社会工作部门有关工作人员介入处置，相应事权单位对不符合清单规范的任务做出调整。
“厘清了该干什么活、能办什么事、应担什么责，才能真正把基层从‘千条线’中解放出来，让基层干部卸下负担、轻装上阵，有更多精力和时间为群众办实事。”提及减负工作开展以来的感受和期待，绍兴市上虞区崧厦街道的一名干部如是说。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4年第19期）
责任编辑：黄纯香 刘希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