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础科学研究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受到严重干扰，成为“重灾区”之一，新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反而被拉大。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提出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这年7月9日，他在与胡乔木等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时就提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研究，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工作不久即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工作，对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给予了充分的强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分别制定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以及有关新兴学科的规划，提出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的奋斗目标。党中央在批转这个纲要时特别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是不行的。”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这体现了邓小平对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基础性作用和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的深刻认识。

在邓小平的关心关注下，基础科学研究在新时期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中得到了通盘考虑和持久重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写入了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根据财力支持“对于一时看不出应用前景，但对认识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确有价值的工作”，并且明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从而解决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的后顾之忧。

推进重大基础科学研究，人才是关键。在这方面，邓小平倾注了巨大心血。他积极关心和支持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和发展。1984年，李政道向邓小平提出了在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在详细了解了“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当时在国内来说还是新鲜名词的意义后，指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他还表示在今后“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要行动”。1985年，集中于理学等基础学科的10个博士后流动站开始设立，邓小平责成有关部门拨专款2000万元，建立博士后基金，建造了一批博士后公寓，建立了为博士后提供日常经费的制度，从而为新时期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培养了强大的后备军。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应该成为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支生力军。他提出：“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的，但着重于应用；科学院和大学重点放在基础方面，也要有应用，特别是工科院校”，“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的高等学校，刚才说了应该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点应该定下来”。今天，高等学校已集中全国大部分基础研究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多学科基础科学研究体系。

为了使基础科学研究得到长期稳定可持续制度化的支持，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推动下，我国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1年5月，89位学部委员提出设立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邓小平认真听取了这个建议，随后中国科学院于1982年设立科学基金，开始进行基金制探索。1985年，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应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应该完全用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上。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在邓小平的赞许和积极推动下，国家在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情况下于1986年2月正式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提升中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科学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在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和优秀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邓小平大力推动基础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他告诫全党，就我国目前来说，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为我国基础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打开了大门。邓小平还批准了在中美两国各自成立“高能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科学技术交流委员会”，负责两国在上述基础科学领域合作的人员交流，协助解决在设备研制、仪器及元器件购买等方面的问题。在如何学习国外先进成果上，邓小平提出了“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的指导思想。1977—1978年，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等海外著名科学家，一方面诚挚地邀请他们回国访问、讲学、考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支持帮助开辟最初的留学渠道。后来，丁肇中所在的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杨振宁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陆续资助和接受我国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李政道组织美国60多所一流学校联合在我国招考物理博士研究生，10年间培养了包括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在内的915名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视察清华大学时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整个科技事业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不断向着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纵深发展。

邓小平关于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远见卓识和一系列重大决策，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我国基础科学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创造性地学习运用邓小平关于发展基础科学的理论，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突出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

（作者王均伟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朱薇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