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指引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党始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准则，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持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促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是粮食安全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融合的结晶。

（一）粮食安全的理论内涵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事关国家独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战略物资。从狭义上看，粮食包括小麦、稻谷、玉米等在内的谷物、豆类和薯类；从广义上看，粮食不仅包括粮、油、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还包括以这些农产品为原料制成的食品。粮食安全具有相对性和特殊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粮食安全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二）粮食安全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无产阶级政党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历来重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产，他在《资本论》中提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恩格斯从人类生存和民族发展的高度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并从粮食生产、储备和贸易等环节对粮食安全进行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以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说明劳动生产的不同阶段及有关特征，粮食安全也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见图1）。基于此，要厘清粮食安全的三对关系：供给与需求、商品属性与价值传递、市场机制与政府管理。

图1 粮食安全的理论框架

1.粮食安全体现在粮食供需结构的平衡

从供给侧来看，粮食的生产与分配决定了粮食供给结构。一方面，高附加值作物与口粮谷物的种植结构要平衡。坚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确保我国粮食供给数量充足。另一方面，粮食自给自足与依赖进口的来源结构要平衡。坚持“立足国内”与“适度进口”，确保我国粮食供给渠道稳定。

从需求侧来看，粮食的交换与消费构成了粮食需求结构。一方面，粮食流通体系要畅通。坚持“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确保粮食交换的“民生链”畅通。另一方面，等价交换保障粮食消费要稳定。坚持“以服务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强化内控管理与外部监督，实现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动态跟进、持续调控，抵御外部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风险，保障国内消费需求同供给均衡稳定。

2.粮食安全体现在粮食商品价值循环的平衡

从商品属性来看，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双重属性。在粮食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环节侧重于私人物品的排他性、竞争性，体现在粮食产量影响的价格机制。分配与交换环节则侧重于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体现在人人享有的粮食权以及政府和市场对粮食的再分配。

从价值传递看，粮食在市场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实现了价值增殖，在分配与交换过程实现了价值转移。宏观上，粮食在分配与交换过程中，基于“粮食—货币”的等价交换体系，实现了价值从人民创造到流入政府，经政府再分配给人民的物质转移，实现以粮食为载体的再分配目的。中观上，粮食产业创造的价值与使用价值通过交换实现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微观上，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环节中的价值增殖流入各类主体，实现了生产力与劳动力创造价值的传递与转化。

3.粮食安全体现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平衡

在市场机制层面，粮食是在市场中“产、供、销”循环的非公共商品。粮食生产资料，包括耕地、种子、水资源、化肥等要素，是直接影响粮食产能的主要因素；粮食流通，涉及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是一个实现从田间到餐桌、从产区到销区、从工厂到超市的流转过程，是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影响粮食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保障。

在政府管理层面，粮食是满足人民所需、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政府要保障人民获得粮食的根本权利，畅通获得粮食的各类渠道，履行消除贫困与饥饿的社会职能。基于国家粮食储备管理体系，政府购买一定规模的粮食用以应急储备、再次分配等，通过政府行为将粮食流通到个人或组织，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粮食产业链的生产安全，体现粮食作为公共产品再分配机制。

二、保障粮食安全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既是立足农业领域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主动选择，也是迈上新征程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一）保障粮食安全是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基本要素

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保的是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生存安全方面，粮食安全是满足生存需求的直接体现。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生存需求是个体最低层次的需求，若生存需求无法满足，追求更高层次发展则无从谈起。1693—1694年法国饥荒造成200万人死亡，20世纪70年代亚洲营养不良人口达到7.9亿，2019年全球近6.9亿人遭受饥饿，2022年世界两大粮仓冲突加剧了世界粮食危机。经济安全方面，粮食安全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种子、饲料、农机价格震荡将直接影响粮食产能，粮食减产容易引起粮食市场价格升高，导致出现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等恶性通货膨胀现象，甚至造成舆情压力或引发社会冲突。政治安全方面，粮食安全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大多数因饥饿直接引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粮食安全观、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二）保障粮食安全是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

粮食安全与内外部环境变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国内大循环看，粮食安全是确保国内粮食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支撑。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注重提高粮食供给体系的质量，以需求的引导来增加供给，以供给的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进而实现粮食供需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通过补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提高粮食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看，粮食安全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坚强保障。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多重威胁和挑战，粮食安全格局变得更加复杂，在全球粮食产量持续上升的趋势下，仍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遭受饥饿。受全球化逆流、自然灾害频发、战争冲突等影响，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并通过掌握全球80%粮食贸易的四大粮商的进出口贸易传导至国内，加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够抵御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的风险。通过利用好“两种市场”，在畅通国内粮食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坚持“适度进口”，以世界农业资源和国际粮食市场拓展空间，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和生产的结构性矛盾。

（三）保障粮食安全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抓农业农村工作，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农业农村，粮食问题是发展农业农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方面，粮食安全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所在。粮食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并具有国际竞争力，是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标志。只有推动粮食增产增收，提高粮农收入，确保农民种粮积极性，才能持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即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越来越多的“大粮仓”变成“大厨房”，形成大食物、大流通、大市场，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安全的能力与水平。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产业振兴，粮食则是农业产业中最核心的产业，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以需求为牵引推进粮食产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使生产力更适应生产关系，能够推动城乡更均衡、更协调、更高质量发展，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保障粮食安全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求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粮食问题是最大的、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好粮食问题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最根本、最直接体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膳食消费结构将更加多元化，人民对粮食的需求已经从数量，逐渐转变为质量、营养、健康等。我国用实际行动给出“谁来养活中国”的响亮回答，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前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饱”“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我们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崇高情怀。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稳定提高粮农收入，确保粮农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取得历史性成就及面临新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上升，政府储备充裕，市场供给与价格稳定，逐步建立管理体系全、应急能力优、可持续性强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满足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战略之需、民生之要。但是，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新征程上，国内外宏观经济和粮食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一）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制定出台了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立了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责任体系，我们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粮食生产设施、生产要素、技术水平逐步提升，粮食生产、流通、供给、贸易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1.粮食生产基础稳固、持续扩产

十年来，各地方各部门全力抓稳抓好农业生产，以“稳耕地、攻单产、争增产”为目标，夯实大国粮仓的根基，不断巩固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粮食产业韧性和粮食市场稳定性，保障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稳中国饭碗。一是产能基础更加稳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的面积产量稳步增长。截至2022年底，我国耕地面积达到19.14亿亩，较2021年末净增130万亩左右。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已超10亿亩，稳定保障了1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12年的0.516提高到2022年的0.572，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41.3%。粮食播种面积从2012年的111267千公顷增加到2023年的118969千公顷，增长6.92%。二是“科技+良种”助力粮食增产丰收。全国现代设施种植面积达到4000万亩，占世界设施农业总面积的80%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73%。2022年，我国国家级制种基地总数量达到216个，保障了70%以上用种需要。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高于95%，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培育的“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近半，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三是粮食产能持续增加。总产能方面，2023年底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9541万吨，较2012年增加10584万吨，共增长17.95%（见图2），年均增长率为1.6%。自2012年起，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450公斤以上，远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谷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水稻和小麦完全自给，总体保障了我国14亿多人口的口粮安全。2022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486.1公斤，较2012年增长7.52%。单产量方面，2023年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5845公斤/公顷，每公顷产粮较2012年增长546公斤，特别是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品种单产显著增加。

图2 2012—202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和播种面积趋势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粮食流通更加顺畅、储备充足

十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保护农民利益与探索市场化改革双向发力，稳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多元市场主体购销格局基本形成，粮食产销关系更加顺畅，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和集装设备高效匹配与共享共用能力不断增强，确保“运得走”“供得上”。一是粮食流通体系不断完善。节点支撑、枢纽引领、通道顺畅的粮食物流骨干网络已初具规模，“两横六纵”八大跨省粮食物流要道畅通，陆路与水路相协调的粮食流通格局基本形成，原粮散粮运输、成品粮集装化运输比重大幅提高，粮食物流效率和产业延伸与协同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粮食物流总量、省内和跨省粮食物流量稳中有升。二是粮食储备更加充足。建立现代粮食储备制度框架，确立粮食储备的核心作用，调节粮食市场的吞吐供给，多点发力盘活与新建粮食仓储设施，推广并运用先进储粮技术，粮食仓容规模不断增加，全国标准粮食仓库完好仓容近7亿吨，总体条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50%，远超过FAO的粮食安全警戒线（17%），特别是小麦、水稻、谷物等口粮库存一直处于高位，粮食储备实现数量充足、质量良好、储存安全。三是粮食监测和应急体系逐步健全。健全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体系，精准落实粮食市场调控措施，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网络建设，应急加工配送体系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的中央、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已初步形成，应急供应网点遍布城乡街道社区，形成“全国粮食135应急保障圈”。

3.粮食供给结构优化、节约减损

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食物供给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全链条节粮减损深入实施，食物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无形良田”逐步增进，“大食物观”牢固树立，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营养充足均衡的需求。一是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粮食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质量不优、层次不高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粮食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品质不断提升，促进供需平衡向更高水平迈进，大力保障了消费端“吃得饱、吃得好”。依托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优质粮食工程的蓬勃发展，优质、绿色、安全粮油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2032）》显示，2022年我国蔬菜总产量为7.9亿吨，比上年增长2.0%。二是食物营养供给更为充足。我国平均膳食能量充足率持续上升，从2001年的115%到2012年的125%，再到2021年上升到137%（见图3）。体重过低和发育迟缓的儿童占比显著降低，其中，发育迟缓的儿童占比从2000年的19.9%降至2012年的7.6%，再到2022年下降至4.6%（见图4）。三是深入开展光盘等粮食节约行动广泛推行。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深入开展了爱粮节粮、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系列行动，营造了爱护粮食、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

图3 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

图4 食物利用指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

4.粮食贸易规模扩大、合作密切

十年来，我国农业对外合作规模持续扩大、平台抓手不断增多，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动，签署了粮食和农业多双边合作协议，在农业种植的“生产端”、粮食仓储的“调节端”、农业机械及农产品加工的“技术端”等领域深入合作，向欠发达国家实施援助项目。一方面，粮食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从2012年的1757.7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3343.2亿美元（见图5），我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的规模持续提升。2012—2019年，农作物及牲畜进口贸易额趋于平稳，年平均进口额为78.35亿美元；2020—2021年大幅增加，2021年作物及牲畜进口额达到220.62亿美元（见图6）。《中国进口食品行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进口食品总额1396.2亿美元，同比增长3.1%；2013—2022年进口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2.3%。FAO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蔬菜出口量第一的国家，占世界蔬菜出口总量的14%。另一方面，国际合作机制与平台影响力扩大。根据《金砖国家农业合作行动计划（2021—2024）》，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产品贸易渠道，促进农产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南南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RCEP国际采购交易中心等成为联通中外农产品贸易的大平台、大引擎。2023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来自104个国家的1076家企业参展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与国别和企业来源最广、数量最多，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图5 2012—2022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

图6 农作物及牲畜进口贸易额（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

（二）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全球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和粮食安全形势，有必要在新时代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对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进行重点研判。

1.全球范围：粮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居高难下，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有较大比例人口遭受饥饿，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零饥饿”目标仍面临巨大挑战。一是碳交易、极端天气等加剧全球粮食危机。为了达到碳达峰碳中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全球多国实施了碳交易和生物燃料等措施，而玉米、大豆等粮食产品正是重要的生物质能源原料，可部分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比如，美国直接使用40%左右的大豆油和50%的巴西甘蔗来充当生物燃料，导致用于口粮的粮食作物比例明显下降，再加上自然灾害影响全球玉米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不断攀升。二是地缘政治冲击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由于近50个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有进口依赖，其依赖程度达到30%，俄乌冲突等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粮食价格高涨，粮食问题在新型国际竞争中被工具化，逆全球化对农产品价格带来冲击，导致农产品超额储备增多。另一方面，我国部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大、粮食进口来源高度集中、粮食运输通道较为单一、国际粮食市场话语权弱，粮食风险将进一步加大。三是粮食生产关键核心技术封锁加剧。我国大型农机对外依存度高，高端仪器高度依赖进口，整机进口农机、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的芯片多由国外提供。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粮食贸易与关键核心技术被封锁的风险，若进口受限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和前沿基础研究，导致“一剑封喉”的风险加大。

2.国内层面：粮食供求紧平衡可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续增加，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这是基于国情粮情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粮食供求的科学判断。受资源禀赋等制约，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突出，粮食品种区域、种粮收益、种植风险等问题仍然存在。一是守住耕地红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按照我国的人口总量和1.3的复种指数倒推计算，我国耕地总面积必须保持在18亿亩。根据2021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全国耕地总面积为19.18亿亩，比2013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20.31亿亩减少了1.13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也逐年递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重金属污染、土壤酸化、土壤盐渍化等耕地重污染问题，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依然突出。二是种粮收益下降易导致“谷贱伤农”。收益下降体现在“一高一低”，即种植成本持续上涨、粮食价格持续低迷。近年来，除土地流转成本相对稳定外，化肥、农药等种粮成本都不同程度上涨，人工成本更是不断攀升。另外，我国稻米市场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稻米价格处于低位运行，叠加粮食生产难以通过规模化经营形成比较优势等因素，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投资意愿偏低。三是粮食种植风险偏高。粮食生产既要抵御市场风险，又要面临自然灾害影响。由于极端气候事件有所增多，我国农业经常遭遇冷害、高温热害、干旱、洪涝等天气灾害，粮食作物病虫害连年发生、数量增多、范围加大，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叠加消费不断升级，粮食需求仍在刚性增长，端牢饭碗的压力越来越大。

四、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不能把粮食当成一般商品，光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形势变化，牢牢把住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坚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导向

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继续深入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在战略底线上，“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回答了“依靠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明确了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只有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为经济社会稳定、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战略平衡上，“适度进口”回答了“在保障粮食安全中，中国与世界是怎样的关系”问题，明确了中国为主、世界为副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不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吃饭问题，饭碗里装的还得是中国粮。

在战略举措上，“确保产能”和“科技支撑”回答了“依靠什么、怎么来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明确了依靠耕地等产能和科技创新，夯实保障基础、提升保障能力。通过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提高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做到开源和节流并重、增产和减损同时发力。

在战略保障上，“党政同责”回答了“谁领导、谁负责”的问题，明确了党和国家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工作任务，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通过开展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督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协同保面积、保产量，真正实现共同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扛在肩头。

（二）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原则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保障、责任压实。要狠抓耕地与种子“两个要害”，围绕产购储加销各个环节综合施策，增强粮食供给体系韧性，推动全链条协同保障粮食安全。

1.坚持藏粮于地，扎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建设

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基础。种粮离不开土地和水源，保障农民“有地种”“有水养”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中之重。一是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动态监管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推进撂荒地利用，推进耕地宜机化改造，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二是确保良田应建尽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有力推动农田全方位升级，力争将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现人均1亩高标准农田、人均粮食占有量超600公斤，饭碗里装的中国粮更多更实。三是加快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健全设施完备、节水高效、管理科学、保障有力的农田灌溉体系，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建设改造一批大中型灌区，提高稳产增产能力，用现代化农业设施来更好保障粮食安全。

2.坚持藏粮于技，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动力。一是强化重点技术攻关。农业科技创新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要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向科技要产量、要产能。二是抓紧抓实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推广普及优质高产多抗广适的粮食新品种，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加快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等科技突破。推进粮食生产基本全程机械化，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和集成示范，促进“一大一小”农机装备创制突破，实现农业科技力量转化为农业竞争优势。四是构建农业综合创新体系。聚焦提高单产，逐个品种拿出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的综合性解决方案。聚焦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的创新体系，力争在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重大农业科技上实现更多突破。

3.坚持藏粮于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机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一是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合理确定稻谷、小麦等谷物最低收购价，完善谷物生产者补贴制度，提高谷物补贴力度，推动扩大谷物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二是完善市场主导的补贴机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改变政府直接补贴价格对市场的影响，健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与粮食生产成本挂钩的动态补贴调整机制，打造补贴精准、稳定高效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同时，还要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增加奖励资金水平、扩大奖励覆盖面、抵免税费等方式，激发产量大县农民积极性，稳定粮食主产区的产能基本盘。三是强化粮食保险提标扩面。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粮食金融服务体系，逐步扩大口粮和谷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粮食保险实现品种全覆盖、区域全覆盖。

4.坚持大食物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一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贯彻“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方针，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强化弱项、巩固基础，有效拓展资源空间，形成供需平衡、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确保种粮面积、总体产量不走下坡路，生产供给、粮食市场不遇高风险。二是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加快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增加新型食物供给。大力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加快推进一氧化碳合成蛋白、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产业化，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三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加大力度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全力推广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小农户发展模式和以农民合作社为主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并进的经营生态，覆盖农业生产、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各环节，推进单环节、多环节、全过程托管服务模式，促进以农机服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精准着力提升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水平。

5.坚持内外联动，加强粮食安全治理合作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始终在全球粮食治理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是畅通粮食安全国内国际双循环。在“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基础上，畅通国内粮食市场流通，健全配套的市场调控机制，同时优化粮食进口贸易，扩大粮食进口来源，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双向开放、内外联动。二是构建粮食流通市场新格局。积极融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海外粮食进口运输、储藏等供应链，确保“买得到、控得稳、运得回”。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规模的“科产供销”一体的粮食龙头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产业联盟”抱团出海，建立稳定的海外粮食生产和供应基地，提升粮食定价话语权，增强粮食进口议价能力。三是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五国”框架，扩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平台，重塑区域和全球粮食规则和规范，形成开放、共建、共享的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格局。

（作者分别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科员）

（原文发表于《全球化》杂志2024年第1期，有删减）

责任编辑：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