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本体论：文明的本体是文明的灵魂和认同标志，但并非一成不变

文明自身具有一整套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可称之为文明的本体，它是文明的灵魂和认同标志。正如没有两片树叶完全雷同，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本体特征。文明本体精神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上升阶段中呈现不断扩展、不断嬗变的趋势。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会随着历史进程有一个不断凝练、不断扬弃、不断丰富的过程。只有不断自觉地吐故纳新，文明才会传承和延续。任何文明在发展中都需要不断抛弃原有旧观念，创造顺应时代的新观念，吸纳他者文明的有益营养，否则就会被淘汰。

面向新时代、新环境，文明本体原有观念应有一定的适应性调整和更新，以与时代同步、共鸣、共振，并有新的创造。文明本体应是不断更新的系统，而不是定格的，应永远具有推动机制。古代世界那么多文明没能传承至今，在于其文明本体形成后，走向封闭、固化，缺乏活力，故而走向衰落。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型文明几千年来能够连续发展，关键在于其能够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注入新理念、新思想。中华文明本体特征的形成具有典型的自然性。首先，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那种条件下，外部势力很难大规模进入东亚，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也难以被外来力量打断。其次，东亚地理板块有足够大的腾挪空间，容得下文明内部迭代更新。因此中华文明是典型的能够沿着自身谱系和自然路径而发展的文明。虽然外来因素偶有进入如通过中西陆海交通和陆海丝路商旅往来等，但其影响力难以撼动中华文明本体。从北方来的具较强冲击力的游牧民族，则因其落后性而很快被先进的中华文明所融化。由此，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特征鲜明的观念和行为体系。中华文明重传统，崇拜祖先，孝行天下；重历史，鉴古为今，惩恶扬善；重人世，以人为本，即所谓厚德：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重视人的社会性，强调人际伦理；重自然，即所谓载物：主张顺乎天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重集体，群体意识浓重，舍己为众，天下己任；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感和大一统意识；敢于逆境抗争，自强不息；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求和平，安定为上，不事扩张；勤奋俭朴，聪慧精细，沉着内敛；擅长汲取外部有益养分，并改造、提升和再创造；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事物的实用性；等等。当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浸润中华文明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对维持社会稳定起着巨大作用，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助益则相对不多。

文明比较论：发起互动的历史活动者，都是建立在将自身与他者进行对照和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文明各具特色，文明模式和发展路径多元，才应对文明进行比较。对文明进行比较，其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朦胧存在，甚至还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和表达。凡是对他者发起互动的历史活动者，不论以何种方式互动，都是建立在将自身与他者进行对照和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20世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30年代出现了中外文明(文化)比较的高潮，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序经等人的论著和言论是突出代表。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又一次高潮，重点是中西比较，尤其是中西封建社会延续长短的比较。目前的文明比较研究，不仅注重共时性文明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也关注同一文明的纵向历时性比较。

要做到文明比较研究的全面性，一条路径是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比较，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如世界上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具对照意义的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可对这两个文明的起源模式、发展道路、核心价值、精神支柱、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发展结局等进行全方位比较。又如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两者都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但发展至今，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两种文明模式，值得全面比较。另如西欧天主教文明与东欧东正教文明，两者自中世纪分道扬镳，走着不同发展道路，也带来了大相径庭的发展格局。再有子文明与母文明的异同比较，如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比较；或者出于同一母系文明的派生文明如美国文明与拉美文明的异同比较，它们都从欧洲文明派生而来，而且缘起条件相似（殖民），但后来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程度却完全不一样。

另一条路径则是进行微观性的专题比较，就文明发展的某个专题或某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细节中重建历史。如中国历史上共同体观念与西欧的共同体观念之比较：中国古代是家族共同体；西欧中世纪多为地缘共同体。又如封建时代中国与西欧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比较研究。还有中国与西方不同思维形式的比较：中国是综合思维，从大到小；西方是分析思维，由己及外。所谓“李约瑟难题”其实也是一种通过比较而得出的认识，即探讨先进的中国古代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而落后的西欧却在十六七世纪迅速发展现代科技，由此对两者的科技发展模式、方向以及社会条件进行比较。

文明互动论：互动对文明发展可能产生正负向双重作用

各个文明必定会通过与他者的交通、交往、交流、联系和竞争等主客观互动行为，来丰富、完善和提升自身。文明的互动（包括双向的和单向的）大都是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自发行为。互动有和平和暴力形式，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持续的或间歇的状态。互动的最好结果是相互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世界文明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互动现象。如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三次大冲击。亚欧北部游牧民族羡慕南端农耕世界富足、温和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断对农耕世界发动冲击，掀起过三次冲击浪潮：第一次是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第二次始于公元前后，延续到公元7世纪；第三次主要是13世纪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农耕民族在冲击下也有一定的反应。结果是：（1）许多游牧族入主农耕世界，转化为农耕民族；（2）对农耕文明造成了极大破坏；（3）客观上为农耕民族之间交往打开了新通道和新平台。

在上古时代，亚历山大以及紧接着的希腊化世界与中东古代文明碰撞和交融，一方面对中东古老文明是一次大浩劫，许多古代文明失传；另一方面造成东西方世界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希腊人吸收了中东文明许多因素，使古代许多传统因素又以特殊的方式传承下来。

引人注目的文明互动。十五六世纪大航海时代，西方文明受重商主义驱使开始了对东方的早期渗透。工业革命前西方对东方发起了第一波冲击，其特征以海盗掠夺为主，以商品贸易和传教为辅，致使东方沿海地区普遍被殖民，出现了许多殖民据点和贸易据点，但东方三大国（明清、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并未受到很大触动，只是在沿海组织了小规模抗击或抗争。从贸易角度看，东方尤其东亚却由此大规模获利，中国、印度进入“白银资本”时代。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东方发起第二波冲击，以坚船利炮为主，以工业品贸易和传教为辅，东方腹地普遍受到攻击，纷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三大国陆续被西方列强击败，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国）、“仁政改革”（奥斯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等应急反应。

世界历史上也有许多不对称的强力性互动。其中一种结局是双方发生战争等暴力冲突，胜负未分，但对冲突双方的经济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破坏。另一种结局是强势文明压倒性战胜弱势一方，但强势一方也遭受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损耗，弱势一方则衰落下去，甚至灭亡。历史上的大部分征服战争基本是这种情形。典型者如波斯用武力统一中东古文明地区，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中东中亚直至印度河流域，罗马对地中海区域的征服，英国人将印度变成完全殖民地等。

总之，互动对文明发展可能产生正负向双重作用，但都是在文明史上激起涟漪，并最终使得世界文明史画卷鲜活而多姿。

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是一种主动式互动、更高自觉性的互动

与文明互动多为客观自发行动不同，文明互鉴多为出于主观意愿而有意识地学习和借鉴他者文明，是一种主动式互动、更高自觉性的互动。文明互鉴须以认识他者文明的长处为基础，并深入了解其不足和教训及原因。互鉴的作用与影响多为积极面。

世界历史上成功的“互鉴”甚多。在欧洲，如古罗马文明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古罗马在征服希腊后掀起了“希腊文化热”。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他们感觉自己在文化上远为落后，于是本着务实包容的态度，将希腊文化大规模地引入意大利，包括语言、生活方式、艺术品、戏剧、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罗马文化由此开始得到较快发展。

在亚洲，中国古代高僧法显、玄奘等出使印度，引进佛教经典及佛像艺术等，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发起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的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和技术，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在日本，7世纪先后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实行大化改新，使日本进入了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的盛世。

然而，即使是文明互鉴成功的范例，也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互鉴过程中常常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有被借鉴方的阻力，当落后方去学习先进方时，被学习者未必愿意让人学习，因而经常阻止对方的借鉴行为。如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显著成效时，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意图学习，结果遭到英国千方百计的阻挠，甚至立法惩罚将技术传带到欧洲大陆的工匠。今天的美西方也借保护知识产权名义，禁止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出口，甚至还针对性地遏制对方。另外也有学习方内部的纷争。当主观上有向外学习的意图时，那么选择谁作为学习对象，主要学些什么内容，以什么方式去学习，谁来主导互鉴行为，诸如此类，都可能在决策层内产生博弈。

总之，研究文明的本体、比较、互动与互鉴，旨在进一步推动世界文明史的学术创新。进行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把各文明置于人类世界宏大框架内，探索文明间横向联系，从而建立纵横交织的新的世界文明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揭示、吸收、汇聚和融合各文明的积极因素，可以使新形态文明的内容更丰富、更饱满，也更具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强调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互鉴，并不是要让不同文明完全融为一体，而是要让各个文明能长时段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不断扩大的程度上和日益深入的交融中努力凝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赵晨蕊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