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瞄准M-3

踌躇满志地踏上追逐计算机梦想之路，意气风发的中国科学家心中萌生一个问题：当时，距离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已经过去10年，是尽快迎头赶上，还是一切从头开始？

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先学习掌握苏联已有的技术，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于是，计算所筹备委员会提出“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的思路，目的是尽快掌握整机技术。

1956年9月，我国派出高级专家考察团去苏联，全面深入考察计算机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教学、应用以及相关技术。

两个多月时间里，考察团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和教育进行了观摩和学习，重点学习了M-20计算机。何绍宗回忆道：“通过这次考察与学习，我们受益匪浅。”

但中国科学家回国以后了解到，M-20计算机调试不太顺利。计算所筹备委员会认为，仿制已经成熟的其他计算机更加稳妥。于是，M-3小型计算机走进他们的视野。

1957年4月，何绍宗作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代表，拜访了苏联科学院，获得了相关的图纸资料。

当年11月底，正在当时的通信兵部从事科研工作的张梓昌接到调令，让他参与M-3计算机仿制任务，要求他第二天就去计算所报到。

计算所在租用的西苑旅社客房里宣布M-3工程组成立，莫根生担任组长，张梓昌担任副组长，研制工作很快铺开。

一开始，客房里不能做实验，大家只好集中精力学习资料。直到1958年1月下旬，计算所在中关村的科研楼落成，科研人员才有机会真正干起来。

在张梓昌的记忆里，这是一段难忘的热闹时光。“大家情绪高涨，迅速建立了实验室，一面消化资料，一面进行必要的实验。”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同时，来自全国各地、各单位的科研人员陆续会集到计算所，“来去匆匆，川流不息”。

为了更加有序地开展研制工作，工程组内部分设了电源小组、运算器小组、控制器小组、磁鼓小组以及输入输出小组。5个小组既各司其职，又环环相扣。

“从各单位来的人员无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和协作时间长短，都在一起摸爬滚打，组内气氛是人与人真诚相处，没有隔阂。”张梓昌表示。

“103机”的部分研制人员

仿制：依然是从“0”开始

M-3机是第一代电子数字计算机，大约使用了800个电子管、2000个氧化铜二极管、10000个阻容元件，分装成400个插件插入3个机柜。其中，主机是特宽型的，全机约有10000个接触点和50000个焊接点。用磁鼓做的内存容量为1024字，字长32位，运算速度为每秒30次；后改用磁芯作为内存，运算速度提升至每秒2500次。

要想仿制出这样一个复杂的电子“大脑”，光靠图纸和资料远远不够。中国科学家依照苏联的图纸亲身实践后，种种技术问题浮出水面，研制工作仍然需要从“0”开始。

例如，对张梓昌而言，整机逻辑就是个新问题。“虽然以前也曾读过一些计算机的文献，但总觉得语焉不详。”他表示。

又如，经过测试，工作人员发现以氧化铜二极管为主要逻辑元件，会使计算机的参数不稳定，多片叠成带来明显的安全隐患，并且响应速度太慢，与其他电路不匹配，应改用晶体二极管。对此，科研人员经过分析研究，对苏联的图纸进行了改良。

到了生产环节，由于苏联M-3机资料中没有关于生产工艺的文件，需要攻克的难关就更多了。试制生产工作由738厂（北京有线电厂）承担协作，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磁鼓鼓体表面磁性介质工艺。

鼓体的光洁度必须达到最高的12级，才能保证装配后的鼓体安全运行，任何“百分之一”的小麻点都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失败。面对严苛的标准，厂里的老工程师、技术员几经讨论，凭借老工人丰富的经验和手感等过硬的功夫，最终实现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为实现电镀镍钴合金磁介质光滑均匀，时任表面处理实验室主任蒋宇侨日夜攻读外文资料，归纳出一个确保均匀光滑的滚镀法电镀工艺，达到了技术要求。

时不我待！为了让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尽早“出世”，计算所召开了“打擂台”大会，各个室组之间争相挑战，时间表一次又一次提前，原定于1958年6月底完成“103机”试制的计划往前调整了一个月。

然而，到5月下旬时，当第一台“103机”进入机柜内插件底板连线焊接阶段后，技术人员意识到，如果按照最初设定的接线工艺，无法按时完成5月底交付的目标。

关关难过关关过。当时作为技术员跟班生产的夏纪寅和时任738厂计算机技术科电路室主任钱基广“急中生智”，请熟练工人采取交换机总装车间的扎缆型工艺，终于在5月31日凌晨2点全部完工，并经过通铃检查证明连线焊接全部正确。这一创新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研制问题，更为后续的生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同年7月底，“103机”完成调机，比原计划提前了5个月。最后，科研团队于八一建军节当天试算成功，代表科技界完成了献礼，并将“103机”命名为“八一型”计算机。

“我国计算技术不再是空白学科。”“103机”宣告调试成功后，《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写道。

此后，科研人员为了完善提高“103机”的性能，又自主研制出比初始样机容量扩大1倍的磁芯储存器样机，命名为CX-1型磁芯存储器。这一零部件的创新让“103机”的运算速度从每秒30次提高到每秒上千次，配型后命名为DJS-1型电子计算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从1958年起，“103机”迭代更新了DJS-1机、DJS-3机两代电子计算机，先后生产了40多台，供全国用户单位使用。直到1966年2月晶体管计算机上马，我国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的生产才画上了句号。

“实践证明，‘103机’仿制过程中，不但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科技人员，而且将试验研究基地、生产制造基地以及配套部门全部带动起来了。”阎沛霖总结道。

以今天的计算机技术来看，“103机”的结构简单，性能很低。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看，“103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从试制到生产，是一段梦想和奋斗交织的路程，也是一个关键而重要的起点。虽然亲历者现在大多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将永载史册。

“103机”的诞生深深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和奋斗精神。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连续攻克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种种难关，不断研制出性能更强、速度更快、存储容量更大的计算机，让中国在计算强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记者甘晓 实习生李贺）

责任编辑：贺治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