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速度与质量目标的协同推进和有效实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关键取决于人民想要怎样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目标也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变为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也即发展质量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增长，合理的经济增长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必需的。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符合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规律。只有物质积累到足够规模，才能有效孕育出更高质量的增长，比如创新动力更加充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等。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我国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

速度与质量绝非对立的关系，没有经济规模的扩张，就难以形成持久的质量提升，没有发展质量的持续提升，就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新需要、难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二者具有动态一致性。当然，也要理性看待增长速度，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发展质量是摆在第一位的。正是基于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速度与质量目标的协同推进和有效实现，就是高质量发展。

关键是稳定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我国发展的要素条件变化看，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关键是稳定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国际经验显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逐步上升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经济体增长差异和质量水平。目前，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均已迎来拐点，全社会也更加重视资源环境的生态价值而非单一的经济价值，单纯靠增加要素投入既不能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也无法持续改善发展质量。只有从全要素生产率入手，才能同时实现速度与质量目标，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对经济的贡献均有所下降，近年来虽略有回升，但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未来要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着手稳定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进步方面，既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形成更多非对称竞争优势；也要重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在规模经济方面，要协同发挥好需求端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供给端的强大生产能力优势，释放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为激发创新动能提供土壤和市场，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在发展路径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要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更加自由流动，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在公平环境下优化分工、充分竞争和释放活力，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切实降低营商成本。

当务之急是形成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的速度与质量目标，当务之急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高速增长阶段存在较强的数量型发展激励机制，对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约束相对不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激励和约束并行的运行机制。要善用改革手段，聚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目标，谋划推出系列改革措施，有破有立、先立后破。既充分激发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也增强其责任和约束意识，同时要加强法治建设，降低预期管理成本，切实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政策支持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按照高质量发展的分阶段目标优化宏观政策组合，紧扣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要扎实开展新出台政策的调查研究支撑和自评估、第三方评估工作，做好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给予市场必要的调整过渡期。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要按照发展基础、主体功能区定位等分类优化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平衡好经济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速度与质量、长期与短期的关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多元目标的实现。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的地方财政体制。支持地方政府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积极探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在调动市场和社会积极性方面，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大力弘扬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发挥好企业家、科学家在打造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性作用。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