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政权正是在尊孔崇儒的基础上，共同继承了隋唐五代以降华夏的官僚、科举、行政、律法——即“中国之制”，从而自然而然地共奉“中国”之号，由此孕育出“大一统”的因素，为元明清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自称“中国”与炎黄认同

公元10—13世纪，随着五代时期各政权间的频繁互动，以及唐以降儒家“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互化思想在周边的迅速传播，诸政权逐渐挣脱“中原政权即中国”的束缚，开始自称“中国”并自认正统。

契丹人据有幽云地区后，逐步自称“中国”，以华夏为正统。辽朝的《鲜演大师墓碑》就有“大辽中国”的说法。

不仅如此，辽还以“炎黄子孙”的身份接续至“中国”的谱系。1009年，《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轩辕黄帝八世孙虞舜后裔。1095年，《永清公主墓志》同样记有辽人为“轩辕黄帝之后”。而《辽史·世表》记载则有所不同，认定“辽之先，出自炎帝。”

无论如何，契丹人已认定自己为炎黄子孙。既然自称“中国”且系出炎黄，自然认为自己的政权就是华夏正统。

永清公主墓志铭。（图片来源：《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辽太宗入主中原后，从晋末帝手中获得“秦传国玺”，因而自认为“天子符瑞”尽归于辽，自然也就继承了华夏正统。辽圣宗为此还专作《传国玺诗》称赞此事，之后辽兴宗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为题策试进士。

道宗册封高丽国王时更是说：“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体现了辽人正统意识的不断强化。

西夏人虽未自称“中国”，但自认为是华夏一脉，亦系炎黄子孙。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并一度模仿孝文帝“改姓元氏”。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昌意少子”之后，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自然认为自己是黄帝后人。

金人据有中原后，便自称“中国”，且以正统自居。

章宗时，参知政事独吉思忠就防备韩侂胄北伐而谏言：“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此“中国”即指金朝。

金人甫一建国便诏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地位，诏书言：“辽政不纲，人神共弃”，故而“率大军以行讨伐”，是为“中外一统”。

此后，金朝君主也不断强调自己的华夏正统地位。海陵王谓“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世宗则直言：“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明确宣称金朝才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

共奉“中国”之号

北宋时，虽未见宋人称辽为“中国”，但辽宋之间互称“南北朝”，君主以一家之兄弟相称。

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

辽宋互称“南北朝”，即“中国”之南北朝。所以辽兴宗直接就说辽宋“两朝事同一家”。辽道宗也明确说辽宋“虽境分二国……而义若一家”。很明显“一家”即“中国”，“南朝”是中国之南朝，“北朝”系中国的北朝，南北两朝皆为“中国”。

做面食的契丹妇女。（图片来源：《中国家庭史》第三卷 宋辽金元时期）

西夏建国前，宋太宗得党项绥、银、夏等州后，招诱这些地区的官吏与民众迁入宋境生活。面对此景，党项人的首领李继迁无奈地对其臣僚张浦说道：眼见“中国以财粟招抚流民，亲离众散”，却无能为力。显然，此时党项人认为宋朝即指“中国”。

李元昊建国后，不仅自认华夏一脉，而且欲与辽宋三分天下，“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朝）”，宋为南朝，认为辽宋夏当共奉“中国”之号。但在经过与辽、宋的数次战争后，西夏最终向辽、宋俯首称臣。然而，不管建国伊始要三分天下还是后来向辽、宋两国称臣，西夏一直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分子，从未脱离共奉“中国”之号的框架。

同一时期，由回鹘人建立的、地处今日新疆及中亚地区的喀喇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而且其君主自称桃花石汗（“中国”之汗）。在喀喇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秦”即指中国，故它以“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以及喀喇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显然表示宋、契丹、喀喇汗王朝共奉“中国”之号。

高昌、吐蕃、大理等政权，也以纳贡请封的方式共奉“中国”之号。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如公元965年、981年、983年三次进献方物于宋；981年向宋太宗上书时，更自称“西州外生（甥）”。吐蕃六谷部多次向宋进献马匹；唃厮啰亦多次纳贡于宋，并乞官职，又于公元1116年将辖域全归为宋朝郡县。大理多次遣使向宋请求册封，宋徽宗于1117年册封大理国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可以说，辽宋夏金时期，诸多政权在自称“中国”、宣称继承华夏正统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对彼此作为“中国”一分子的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钱逸凡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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