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相辅相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初步目标是摆脱贫困，在此战略定位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实践，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一步步实现由“贫穷”到“富裕”的转变。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阶段的目标转变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不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过去的成功实践中总结经验，更要基于新的目标任务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也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与智慧。为此，本文试图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关联性，从学理上总结过去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阶段的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政策思路，最后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探寻基于共同富裕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它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现代化道路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适应，二者相互统一。当前，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而现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圆满解答，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亟须创新。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相辅相成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达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每一次重大战略的调整和理论的创新都是基于党和国家对实际情况的把握和对社会历史条件的精准研判。
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探：四个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路始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经济发展效益与质量低下、社会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因此，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探索。195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目标，“一五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科学进行工业布局”等内容。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构想。1963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纪元。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提供了指导方向和理论基础。
2.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总体小康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总体上经济基础还是偏薄弱，结构比例失调问题也很突出，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不少地方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依据我国国情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1979年12月，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小康之家”，并将其界定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包含“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内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一次有了明确而切实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时间表。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战略，并且将实现小康正式列为“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中国式现代化沿着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启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基本解决居民温饱问题，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沿海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
3.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八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华民族基本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了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并且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从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二）现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圆满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新问题
目前的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是以欧美国家为样板发展起来的，主要探索人类社会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将西方现代社会的典型制度、特征一般化，归纳为现代化建设的普遍经验，把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贫穷问题的方略。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自然禀赋、生产要素、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区别，拉美国家盲目效仿西方现代化之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实践也进一步表明，西方现代化理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不适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后面临很多新的实践问题，很难从既有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寻找答案。
一是寻找新的增长动能问题。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要针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将发展模式由粗放式转为集约式，发挥知识要素、人力资本、数字要素等创新要素的驱动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问题，而现有理论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不足。
二是解决结构转型的问题。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结构失衡，例如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失衡，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不适应的问题尤其凸显。西方现代化理论很少讨论结构转型的问题，当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阶段重要目标时，我们的理论研究要特别关注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
三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过去的贸易理论对于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理论、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是较少关注新的分工模式，尤其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模式。而在现实中，中国在国际分工网络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开放理论创新应立足于这一发展特征，探究如何建立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
四是现代化治理体系还不完善。传统经济学相对片面地强调市场和政府某一方的作用，较少兼顾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的分析，而中国正是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新道路。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依然要持续关注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探索如何在新的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
因此，要回答好以上实践面临的重大新问题，亟待推进现代化理论创新。我们要结合已有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和范式，以中国为对象研究出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和理论体系，为中国和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南。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有待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炼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首先要从中国过去的现代化实践中归纳经验、提炼原理，形成系统化理论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一方面，到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本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使得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因此，我们应认真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并从学理上加以提炼，为今后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小康社会建设历程中，正是由于我们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各项事业中的首要位置，才使得小康社会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使得政治、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发展获得动力源泉。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坚定地把握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春天。世纪之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坚持推进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后，我国GDP增速出现下行，各种隐性风险日益凸显，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决胜阶段面临重大挑战。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准确研判，适时提出新发展理念指引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并且将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高速增长调整为追求高质量发展，有效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台阶，发展动能转向创新驱动。
（二）坚持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系列创新，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驱动力，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优势。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大国竞争更趋激烈、国际科技交流遇阻的挑战，我国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并举，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合作，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我们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培育创新人才，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我们不断谋求理论创新，在农业与工业化、减贫、国际贸易合作、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四化同步理论、中国特色治贫理论、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理论成果。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加强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从而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高；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大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动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使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2020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99亿人、13.60亿人、2.17亿人和2.68亿人；积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我国国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四）坚持改革开放
小康社会建设在改革的推动下持续推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恰恰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对内改革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缓解供需不匹配的矛盾，我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阔斧地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同时在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积极设立经济特区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我国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国内带来了市场、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拓了广阔空间。
（五）坚持与时俱进久久为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从具体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任务，都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确定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脱贫攻坚战中，我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脱贫情况动态制定目标和调整策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随即开启大规模扶贫阶段；1978年后，农村贫困问题凸显，我国实施以体制改革推动的农村扶贫行动；自1986年开始，我国扶贫战略调整为“政府主导型”的开发式扶贫，通过划分贫困带和贫困县的方式实行区域式扶贫模式；进入21世纪后，针对剩余贫困人口的分散性，我国采取整村推进和“双轮驱动”的扶贫策略；再到2013年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通过全国建档立卡等方式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与跟踪贫困人口，从而保证脱贫攻坚圆满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共同富裕新目标亟待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思路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立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并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性标志。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亟须以中国实践为基本遵循进行创新。
共同富裕的内涵主要有两个维度：即“富裕”和“共同”，富裕依靠发展，共同依靠公平。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方面要继续做大“蛋糕”，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分好“蛋糕”，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由此，共同富裕的新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政策体系构建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充分统筹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要求整体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达到更高层次的富裕，必须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完善发展理论与创新理论；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理论体系要更加注重发展均衡化的研究。例如在分配中，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缩小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城乡和地区一体化，不断促进权利和机会均等。二是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精神富足、生态优美的统一体，特别强调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应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在追求共同富裕阶段，国际国内发展条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能够适应当下环境，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它要求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保证自力更生，也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是共同富裕要求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完善顶层设计，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实施纲要、试点建立、制度体系等进行全方位构建。五是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坚持循序渐进。我们应该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等不得、也急不得，应该有条理、有步骤地制定实施计划，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和发展条件，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
基于共同富裕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总的思路是把握现阶段理论和政策的着力点，在已有理论框架和范式基础上进行创新，重点研究如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下，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均衡化“三化”发展新模式，同时建立起与理论相适应的政策体系。
（一）以数字化驱动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
在追求共同富裕阶段，培育支撑我国从量到质转变的新发展动能是中国式现代化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当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能否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点。传统发展理论对创新问题讨论不足，更多关注技术进步，而对于数字技术这种新兴技术的特性和功能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如何以数字技术促进创新进而转换成国家发展动能的研究亟待补充。其一，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要重视数字化理论的基础研究，探究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推进研究范式和理论创新。其二，研究以数字化赋能为重点的科技创新路径。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区域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提高全域创新能力，建立由“点—线—面”相互支撑的创新体系，并且重在研究数字化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其三，着力构建数字经济创新和规范政策体系。从理论和制度层面破解我国数字技术原创性不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足、数据交易不规范等问题。其四，研究如何以数字化发展带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系统解决方案。
（二）以绿色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
绿色生态是共同富裕的底色，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坚持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理念。已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忽视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我国确立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要求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要将人口、资源、环境囊括在经济发展分析框架中，探索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平衡好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一，总体上应围绕“生态、经济、生活、政府、创新”多个方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探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路径，创新生态经济化实现机制；其二，基于“双碳”目标，研究中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科学路径，以及关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及空间格局的系统性方案；其三，顺应经济生态化发展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产权交易等方面进行机制探究。
（三）以均衡化促进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消除不平等和发展均衡化。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追求的是效率，研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脱贫、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公平和均衡化发展。因此，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应该在均衡化理论和包容性发展方面进行有益补充。其一，要研究不平等的来源及其解决对策，探究如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动态机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其二，要研究城乡融合发展，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多个维度展开，尤其是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方面实现城乡融合；其三，还要重点聚焦区域协调发展，重点考察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推进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
（四）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的贸易理论体系研究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再次将发展目光聚焦国内市场。党中央适时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以新发展格局为导向创新贸易理论体系。其一，在全球经济低迷、贸易摩擦频发、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情景下，研究如何将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二，探究如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参与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建设，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形成国际治理中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方案；其三，关注新的贸易形态发展，比如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如何参与数据隐私保护的国际制度制定。
（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研究
良好的政策和制度是顺利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体制机制改革向来也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在动态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两对经典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究破除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的机制，让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平公开公正参与竞争，最大程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监督等方面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不断健全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研究如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与理论体系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包括制定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先富带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货币政策体系、产业体系等共同富裕支撑体系如何构建。
五、从高质量发展视角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如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目标的实现？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之维思考创新，而且要结合实际问题探寻实践之路，其中最为重要的抓手就是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能否保持高质量发展是关键。一方面，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41美元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69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我们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些差距。同时，当前经济发展还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面临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等问题，必须靠高质量发展来解决，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质量做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当前制约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而高质量发展特别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人的现代化。因此，应当依靠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主动缩小收入差距，在发展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如何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本文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思路。
（一）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一方面，要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应充分发挥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注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优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人才是创新动力之源，加强创新人才培育，通过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激发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要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化浪潮的兴起，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应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以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培育数据驱动的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同时以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效能提升和优化，推动“智慧+”在交通、医疗、教育、公共治理等政务民生领域的应用，拓宽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
（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也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实现平衡，切实提高人民福祉。一要加快全域绿色转型，统筹抓好产业、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制造业发展，推动全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二要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做好生态多样性保护工作，为共同富裕建立良好的生态保障；三要加快建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继续推进低碳发展试点示范，加快低碳城市、碳排放权交易、低碳产品认证等试点建设。
（三）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也决定了平衡好人民群众内部利益关系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关键问题。因此，一要以产业兴旺为核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加快深加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二三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扩展工作岗位，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二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的各种闲置资源，大幅度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三要健全防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重点关注农村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提高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同时，国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一方面，要发挥四大区域板块支撑功能，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加快东北地区振兴、西部地区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另一方面，强化五大国家战略引领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使其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同时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布局。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目前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一是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以内需市场吸引全球化的资本、人才、技术和创新资源；二要进一步加深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例如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三要注意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四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推动全球区域产业链价值链的布局优化，尤其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实践证明，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只有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及时调整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一是要建立起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处理好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还要建立起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二是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三要深化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改革，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养老、医疗保障、兜底救助、住房保障等体系，尤其要补齐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短板，发挥公共服务在内生动力、代际流动、收入调节上的作用。四是深化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加快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深化监管机制改革，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要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督及反垄断的监管。
（作者分别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