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一般性与特殊性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深刻转变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实现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成为近代以来各国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并逐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制造并标榜以“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为“方程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并不具备普适性且逐渐暴露误导性，照搬这一现代化模式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周期性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等诸多问题将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发展旋涡。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是一个宽泛而丰富的概念，既象征特定历史进程，又形容相对发展状态。一个多世纪来，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从不同立场和不同层面对现代化进行深入探讨，但都离不开对现代化目标的考量。从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特指人类社会完成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标准已无法适应如今的发展阶段，不能用作目标指导当下和未来的现代化强国建设。正如亨廷顿所强调的，现代化是一个革命性、复杂、系统、全球化、长期、阶段性、同质化、不可逆、进步的过程，现代化的标准总是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涌现而不断演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相对发展状态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表明该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它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相对发展水平，强调用发展的视角理解现代化的内涵，而实现现代化实质就是发展滞后国家赶超发展领先国家的过程。正是由于现代化标准呈现动态演进且取决于相对发展水平的特点，再加上发达国家总是大概率能优先在产业变革中获益，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世界现代化进程意识形态的“道德制高点”。因此，目前世界上的现代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直接导致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现有效消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单一模式的话语霸权，从根本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阐明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它不仅是特定历史进程，是实现从小康社会出发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飞跃；也是相对发展状态，是实现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迈向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彩赶超；更是坚定的道路选择，是一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呈现“一般性”

从理论上说，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现代化是指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等多重现代化的总和，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看，一方面，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的现代化是最能动、最积极的内生因素，是驱动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决定因素。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也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现代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实践来看，现代化是指由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到城市化、再到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乃至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过程，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过程的内在统一。它不仅有多种解释，而且还呈现多种类型。一是认为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这个工业化过程也不仅指的是十八世纪后期肇始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过程，那是初期或古典的工业化，而且更是指始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工业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而且表现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因为“工业化一旦开始进行之后，必然会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二是认为现代化是指自科学技术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因此，现代化就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因为人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因此，认识现代化需“从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和教育这五个方面来考察各种变化，力求绘出一幅完整地描绘这种相互关联、多向转变的图景”。三是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形式”，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人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性的控制的扩大并实现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图景，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和经验的过程。四是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旨在实现工业化、富裕化、城市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的内在统一。对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讲，由于业已存在许多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样板”，往往把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富裕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表现”作为自己追赶甚至模仿的目标，并理解为自己要实现的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呈现“特殊性”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的基本国情、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基因和历史语境不同于西方国家，决定了通往现代化之路必然是一条独具特色的“长征之路”。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立足我国自身条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发展的产物，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具体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各个方面。

1.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政治建设中呈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

区别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翻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最特殊的政治国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全民现代化，而不是社会严重对立、政党政治冲突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的不懈追求和持续探索中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来的，而之所以能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关键在于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理解，以其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坚定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本质要求得以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同时它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在政治领域的生动体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2.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经济建设中呈现“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文明”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均离不开这个客观现实，其特殊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前提。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考虑中国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必须要始终将人置于现代化的核心位置。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主线，而这也与“人为物质”的西方现代化存在本质区别；第二，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和优势。巨大人口规模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蓬勃动力，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人才红利逐步显现，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潜力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巨大空间，超大规模工业产出和世界门类最完整齐全且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为推进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牢固的产业基础；第三，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约束和挑战。一方面，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考虑的客观重要挑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如何辩证处理巨大人口规模与有限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打造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普惠性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亟需中国式现代化用实践去解答。然而，中国这样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没有现成道路可走，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卓绝的道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发展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积累，用七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但人口规模巨大加上现代化时间的高度压缩，导致各地区各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为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挑战，走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立足这个基本国情，才能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现代化之路走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注定是各领域齐头并进，并联式发展的过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而这种“并联式”发展过程正是中国现代化相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最为突出的特性；第四，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还是对全球和平发展事业等都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因此，从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现代化特征来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本质要求。发展是硬道理，物质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和前提，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实质是从以物质生产体系为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道，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深入践行，离开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克服人口规模约束和发挥人口规模优势的唯一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剧以及“并联式”现代化内生矛盾的挑战，本质上都是发展质量不高的体现，而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新发展模式，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高质量发展能充分利用巨大人口规模所具备的国内市场基础和潜力优势，在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下，有效促进内需体系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作用，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匹配和相互适应，获得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社会建设中呈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文明”

区别于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西方现代化以追求资本无限繁殖与剩余价值绝对化为根本逻辑，追求生产力的现代化，而忽略了对生产关系现代化的重视，从而导致了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等问题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化的价值归宿是借助现代化载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并非单纯为了发展生产力。基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评判性反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为反思对象，把资本批判作为前提而非目标，按照辩证法的本性，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入手，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驾驭资本何以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一直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将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是进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本质要求，它是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举全国之力，作出战略安排，实施有效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持续推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两极分化的重演，并旨在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但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4.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文化建设中呈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精神文明”

以资本为中心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极力凸显物质财富的显著地位，为了追逐经济发展和利益增长，罔顾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乃至撕裂，进一步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缺陷、道德的滑坡和社会价值的失序。区别于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与方向更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为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不追求极端的唯一性与片面性，更倾向于以“全面性”的原则化解矛盾，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统筹规划、齐头并进。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本质要求。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是精神文明快速取得成果的前提基础，是实现人民美好物质生活的坚实保障。然而，物质文明发展进步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维度，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本质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一方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能够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精神文明是为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的精神力量，先进的精神对物质文明建设有积极促进作用，正所谓“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们党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在全社会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传承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伟大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赓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公民道德修养。

5.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生态建设中呈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追求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内在动力、以经济理性为绝对主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但造成本国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严重限制了本国自然资源蕴含的生产力潜质，乃至给全世界和全人类带来了至今都无法消解的生态危机。以此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走既守护好绿水青山又发展好金山银山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道路，辩证把握释放生产能力的同时保护发展潜力，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现代化征服自然道路的超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追求，走出了一条能够对求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现代化道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本质要求。发展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节制占有索取的单向发展模式所引发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发展需要的无限性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如果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带来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更会导致自然界的报复，危害人类自身健康和安全。另一方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摆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这些重大战略决策深刻彰显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意义。

6.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国际交往中呈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对外扩张掠夺特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以少数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放纵资本逐利为特征的现代化，充满了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写满殖民扩张、暴力掠夺和对外侵略的黑历史。直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信奉“国强必霸”的政治逻辑，对内掠夺、压榨无产阶级的资源和权力，对外不断利用转嫁经济危机、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局部战争等手段来捍卫“资本至上”的逻辑，强行制造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秩序和政治规则。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强烈的排外性、霸权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整体未来的关怀，遵循和平的文明发展观，秉持和平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并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重要力量，在谋求本国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外部支撑，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有机整体，只有树立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借鉴，妥善解决各类分歧，才能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国方能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要外部保障。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剧，国际关系格局与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和调整，国际和平发展形势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只有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与各国寻找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方案，树立起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价值导向，才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进而为实现世界大同贡献中国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探索与现实挑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1年至1895年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即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日益衰败的统治，由拥有实权的洋务派发起并推动的从西方引进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并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创建海军，以及兴办一些教育事业的“自强运动”。这一运动虽然最终由于腐败统治而告失败，但也启蒙了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因为“改革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御侮图强。这是现代化的局部的慢启动”。

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等也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迅速强大起来。甲午战争的惨败再次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变法图强的热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戊戌变法，再次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强调必须以工商立国，发展民办农、工、商业等。但终因变法损害到封建统治者和保守派的根本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结果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一百〇三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再次唤起了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意识，进而有力推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建立了共和制度。“这是一次大的国家结构模式转换。但辛亥革命并不是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政权。辛亥革命也不同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开创了天皇制度中央集权的新局面，而辛亥革命迎来的却是权威失落、地方割据与社会失序的局面。”因此，尽管孙中山提出了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改造为独立富强国家的“实业计划”和现代化思想，但终因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而无法如愿推行。因此，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个从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是“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加深、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同步发展的时期。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被挤压在一条窄缝中断续地进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内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旨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1954年6月，毛泽东针对“一穷二白”和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感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因此，“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之后，他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进一步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因此，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也是我们党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加明确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周恩来总理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设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年10月，他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因此，同年12月，他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这也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的“雏形”。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根据邓小平这一现代化建设战略构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如期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因此，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认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为了进一步增强小康社会建设的含金量并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鲜明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进而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党的十八大发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号召。党的十九大又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令”，并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两阶段”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具体地确定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和战略任务，提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到2050年，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并实现全面发展，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时代。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奋力拼搏，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胜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将给国家安全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多重挑战。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不仅可能增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而且可能因其“水落石出”效应诱致财政、金融和房地产风险扎堆爆发。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二者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要分别在2035年和2050年各翻一番以上。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中高速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新增人口的“剧烈下降”，中国人口潜在增长率进入下降通道。因此，中国经济能否处理好“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关系，进而维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经济降速所带来的“水落石出”效应而引发的财政、金融、房地产等各种风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二是中国科技创新力不强的“阿喀琉斯之踵”效应，不仅会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成色”，而且会拖累现代化进程。2022年1月，国内科学家列出遭到西方国家卡脖子的三十五个领域的清单，不仅有芯片EDA软件、光刻机、操作系统、触觉传感器，而且包括高端轴承钢、重型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这些发展“卡脖子”和“软肋”问题解决的进度，不仅决定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而且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三是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并可能导致“马太效应”，不仅会直接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后劲。2021年，我国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有1.63倍、1.11倍和1.07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倍，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也还高达0.466，远高于0.3至0.35的合理区间。尤其是在社会总收入中，20%高收入家庭占比45.8%，20%的低收入家庭仅占4.3%。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度很大，而且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影响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进而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四是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过程加快，不仅可能产生“高质量悖论”，即由于在“双碳”过程和“智能化、数字化”过程叠加，可能导致中国“去工业化”进程加快，使传统制造业、煤炭石化钢铁等产业“早衰”，进而引发“失业加剧”、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和生活困难而导致的“费力不讨好”和“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而且可能诱发“合成的谬误”和“绿天鹅”风险。因为我们传统经济结构“高碳化”由来已久，并也成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实体经济比重较高的发展中大国的突出特征，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了“高碳化”的投资结构和信贷结构。如果不分时分地分产业“差别化、渐进性”推进，不坚持“先立后破”，必然会形成“合成的谬误”，进而诱发因追求绿色低碳发展而产生的新能源危机和投资金融风险。也正是由于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复杂叠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心工作与实现路径

（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和宏伟目标，全党仍要继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始终抓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兴国之要”，始终抓好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但是，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是不分基础与条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平均发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不能动摇，经济建设是根本，是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前提或基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要主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有始终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其他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统一，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条人类未曾有过的现代化新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必须统筹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理性选择实现路径。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理论感召力、政治执行力、市场经济驾驭力、组织动员力等都直接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各项工作能否有效推进。因此，首先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武装干部群众。“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和理论要义。唯有用这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干部群众，并转变成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最终才能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其次，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强化“两个维护”的制度保障，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再次，要不断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和领导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因此，我们党必须自觉研究和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高质量发展规律，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确保中国经济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最后，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关键因素，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围绕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学习和调研，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成为领导各方面工作的行家里手。

第二，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二者互为表里，内在统一于新发展理念，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必须突出“创新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二是必须突出“对内开放发展”要求，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三是必须突出“共享发展”要求，加快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四是必须突出“协调发展”要求，加快建立“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充分发挥区域禀赋优势。五是必须突出“绿色发展”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必须突出“对外开放”和“安全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七是必须突出“市场机制有效”要求，加快构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作用使然。”因此，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样，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最终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和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此，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构建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打通国内、国际供给与需求，真正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二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破解“卡脖子”问题。要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揭榜挂帅”机制的双重作用，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等多重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国家创新合力，加快克服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安全可控。三要深入实施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尤其要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尤其要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第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制度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素与基本内容，也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借鉴市场经济等人类制度文明成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久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得益于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要最终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必须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一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二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制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三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因此，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权利。尤其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四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另一方面，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五要继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一方面，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六是要深化生态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系和标准制度建设，进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这是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三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严格公正司法。四要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形成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第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不仅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而且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二要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三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第六，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因此，为了确保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一方面，必须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尤其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来源：《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赵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