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地域系统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序次推进的温饱型社会、小康型社会、富裕型社会建设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时间节点，1978—2050年的中国乡村发展可划分为解决温饱（1978—2004年）、小康建设（2005—2020年）和实现富裕（2021—2050年）三个主要阶段。与之相对应，乡村地域系统实现了由单一型农业系统向多功能乡村系统，再向融合型城乡系统转变的“三转型”，也即实现了由农业中国到乡村中国，再到城乡中国的演进。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构成要素变化及其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当系统要素耦合、结构合理时，乡村地域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断优化，并不断向更高级形态发展演化；反之，则导致乡村地域系统整体的衰退，引发一系列突出问题，制约着乡村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着眼于乡村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综合性措施，从而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乡村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科学认知当前乡村振兴的区域格局对于指导政策制定，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构建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得知，2017年全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整体处于低水平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则处于较高水平阶段。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需要，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应从乡村发展的地域性格局、阶段性演化、主导性因素出发，深入解析城市与乡村的交互作用，从而基于乡村发展的实际提出振兴路径。

首先，乡村振兴的区域瞄准。科学识别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优先区有助于聚焦乡村振兴的薄弱区域，从而集聚资源形成合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关键在于，通过综合性和针对性措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增强县域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对于其他县，它们依托精准扶贫政策支持和区位优势已经建立起相对健全的内生机制，因此其乡村振兴重在深化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创新以打破制约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自由流动的限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其次，乡村发展趋势的判断。当前中国乡村发展既存在正向演进的上升过程，也存在逆向演化的衰退趋势。对于负向衰退的乡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首先存在一个优选、优先、优化的过程以识别出特定地理空间内有发展潜力的乡村，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扭转乡村发展颓势，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于正向上升的乡村，其乡村振兴重在通过各种措施弥补劣势、补齐短板，优化调整乡村人地系统结构与布局，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再次，乡村主导制约因素的诊断。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应对乡村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剖析，深入诊断不同乡村地域类型发展的主导制约因素以明确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最后，城乡耦合互动关系的认知。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城乡关系是最基本的区域社会经济关系。因此，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需要深入探讨和全面认知城乡耦合互动及其交互作用，统筹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业、工业支持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受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中国城乡要素市场割裂，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城乡存在巨大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因此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打破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二元结构体制，不断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原文刊载于《地理学报》2021年第6期，作者郭远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刘彦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姜晓磊/摘编

责任编辑：姜晓磊